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高产多变的作家，王安忆的创作倍受评论界关注。鉴于王安忆八十年代创作已有较多评论，同时感怀于九十年代的她在经历了创作方法探寻后引起了创作风格的变异，本文试图将王安忆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纳入评论范畴，继而对作家九十年代的创作做一次梳理和回顾。 全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创作方法论。对王安忆创作方法的探讨和研究，为我们真正欣赏和理解王安忆的创作洞开方便之门。 (一)物质化与小说宣言 物质化创作是一种诉诸理性的创造，对物质化的提倡表明，王安忆有意识地摆脱早期“生活即文学”的简单创作法则。“四不”宣言，再次重申了王安忆对进入绝对自由创造状态的执着追求。 (二)纪实与虚构 纪实与虚构，是两种看似相悖的小说写作手法，王安忆对纪实和虚构的探讨，既是对自己已有的小说理论的一次实践，又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和小说创作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作品形态论。从四类作品形态来概括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创作。 (一)精神话语的高扬。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文精神”迷失的批评与审视，使我们看到王安忆作为文学知识分子严肃而慎重的创作态势。《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等作品表明，王安忆试图以柔弱之笔，重建人文精神之理想的决心与信心。 (二)独特的城市风貌。王安忆是一个真正理解城市、立足城市、体悟城市的作家。她的城市风貌总是与日常叙事和平民立场联系在一起，从市井里弄的凡俗生活中，挖掘文学的真材实料、琼宇广厦。多年的大上海生活，使王安忆更多地将上海—这一中国最复杂、最独特的城市景观作为自己的写作背景，她的“上海三部曲”，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王安忆把握城市精髓的文学能力，也显示了王安忆城市文学的大气与不同凡响。 (三)女性情爱的思考。作为女作家的独特身份，王安忆关注女性世界、女性命运，不但自然合理而且优势明显。九十年代王安忆不再用激烈锋利的言辞去表明对男人或女人的看法，她更多的关注女性个体或群体的生命轨迹，努力寻找这些生命轨迹所包含的生存秘密，尤其执着于女性情爱悲剧的表述，进而抒发出作者对女性生存的宿命感、悲壮感的深切渭叹。 （四）乡村的回望。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王安忆创作题材上的一种新倾向。一系列的短篇和三个回味性中篇的集束发表，及作品内容上对知青生活温情脉脉的追忆，对乡村生活形式平和的审美，表明王安忆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图式一对乡村生活形式下，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的审美。这也许意味着作家的写作潜力将得到更大发掘。 第三部分：创作印象论（代结语）。独立严肃的创作态度决定了王安忆抗拒潮流的姿态。作为一位高产多变的作家，一个进人自我创新神界的作家，她总是在不断地超越与不断地否定，她不观测风向与时尚，自说自话又充满自信，我们唯有密切地关注她的创作新动向，同时祝愿她更行更远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