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尽管早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暂缓执行程序,但由于理论基础不明导致司法实践运行效率不高。其中,在执行担保人的权利与救济方面只规定了执行担保人享有追偿权,实现途径只有另行起诉一条途径,导致实务中案件很少,长期以来程序运行实效不佳。任何制度的运行都离不开加上有力的执行监督机制,而决定执行监督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构建合理的执行救济体系。同理,执行担保人没有被赋予合理救济途径,导致承担的责任风险负担过重,降低了执行担保人的参与度。因此,想要激活我国执行担保制度,维护执行保人的正当权益,仅仅是赋予执行担保人追偿权,允许其另行起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权利救济内容,拓展救济途径。本文共分为四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我国对执行担保制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指出对执行担保人权利救济问题的长期忽视导致执行担保制度如同虚设。第一部分是对本文所讨论的执行担保人权利救济内容进行说明,并阐述权利救济的意义。首先,明确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担保人的权利有哪些,应当对何种权利进行救济,以便后文进行论述。执行担保人在执行中的程序权利应当包括异议权与选择权,选择权对应的实体权利是指执行担保人有权向被执行人追偿,要求被执行人履行担保书中的义务。其次,阐述执行担保人权利救济的现实意义,证明权利救济的正当性。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我国有关执行担保人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现状与争议,由于理论问题尚未解决,司法机关对执行担保人是否应当追加为被执行人、与民事担保人内部可否追偿等问题看法不一,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对执行担保人的利益平衡不足。第二,私法之担保制度与暂缓执行担保制度目的不同,导致《民法典》担保条款在执行担保中缺乏适用性。第三,我国尚未有相对独立的执行力理论作为依托,执行担保人不属于执行力扩张的主观范围,直接执行担保人财产缺乏执行力来源。第三部分介绍域外国家的不同救济路径,主要以德国、日本的执行担保人权利救济方式为例,并总结两者的共同特征:赋予执行担保人正当权利并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执行裁判权与实施权相分离,由第三方进行执行监督,在此基础上将执行担保人救济纳入执行救济制度中以保障执行担保人的救济权,赋予执行担保人提出异议的权利。第四部分针对执行担保人的权利救济问题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首先,明确执行担保人权利救济的法理依据基础:其一,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是不包含执行担保人的,执行担保人未经争讼承担了法律义务,应当建立合理的救济程序保障其权益。其二,混合担保内部追偿权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执行担保。其次,阐述实现执行担保人权利的具体完善路径。第一,应当加强法院对执行担保的监督与审查,明确执行法院在暂缓执行中的审查监督地位与执行裁判权的范围。第二,明确执行担保人提出执行异议的权利以及法律依据,将执行担保人追偿权的实现纳入执行裁判权范围。第三,将执行担保权救济纠纷纳入执行裁判权的范围中。在事后救济中赋予执行担保人以救济选择权并在担保书中对权利进行确认,执行担保人可以直接申请法院执行,也可以向其他担保人内部追偿,如果对于执行担保法律关系有其他实体性争议符合起诉条件的,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另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