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由于中日两国文明开化程度的不同,导致国家实力由古及近的强弱倒置,这使得在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国画社团中也出现了某些“日本因素”。本文便是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地区传统画派与广东地区的岭南画派同日本的关系为主线,试图揭示出近代中国画在西化浪潮入侵时对于自身发展的多元选择性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地域文化、社团文化、中日关系、中西关系等各方面的探讨。并围绕近代中国画的“守成主义”与“折衷主义”理论进行阐释,应证出中国画发展过程中的“现代”与“反现代”潮流,从而为当今中国画的文化延伸做出可能性的参考与借鉴。论文全篇分为四章。第一章总体概括了近代国画社团中“日本因素”的由来。它包括留日学生的文化传递、中日画界名家交往与绘画收藏、近代日本的中国美术史书写与绘画理论的构建以及日本大东亚文化政策的全盘布局等方面的原因。而中日画界之所以能够如此密切的往来,则是因为两国的传统绘画共同面临着守成与折衷的选择。第二章论述的是民初北京以金城、陈师曾、周肇祥等为首的传统派画家群体与日本的交往。具体分析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与中日联合绘画展览、《湖社月刊》中的日本美术与美术家、陈师曾与大村西崖就文人画问题的探讨以及传统派画家对近代日本画的总体认知与评价等。从而引证出该画派是基于以弘扬本民族文化为目的,顺带引入外来投资的对外交往模式,这也折射出他们在现代潮流中具备的某些文化守成主义性质。第三章主要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广东岭南派中坚力量同日本的关系为中心,集中论述了岭南画派风格中的“日本模式”、“二高一陈”的革命情怀与艺术创新、广东国画界的新旧之争以及高剑父的“去日本化”之路等方面的内容,试图揭示出该派折衷主义风格在中国画革新道路中的重要意义。第四章则围绕近代中日绘画交流折射出的文化守成与折衷理论进行阐释,从文化领域中“现代”与“反现代”潮流,探讨守成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折衷主义的革新与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现代性关联即在西化背景下的文化策略问题,继而总结出传统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之路中的选择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