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民族学自从大约两个世纪以前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后，关于社会文化的变迁便逐渐成为这一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越来越重视对发展中国家人民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研究，这种趋势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也由此进入了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一场社会变革，已经波及到了几乎所有的一切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化的影响和冲击，并因此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总是处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不断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之中，这一过程社会学将其称之为社会变迁，而人类学、民族学则认为社会变迁就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结构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规律性的(相对)稳定状态，并认为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是同一发展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常把社会文化变迁并称。 一般认为，社会变迁有两种形式，一为特定的社会形态还未发生质变之前的渐进的量变；一为某种社会形态发生了质变即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学术界把目前我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界定为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变迁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引发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有关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笔者属意于人口较少民族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变迁问题，选取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特定社会50年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回顾与剖析，对布朗山布朗族在社会转型时期所发生的变迁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勾画与描述，对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而产生的问题亦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和调适对策。全文主体内容分为四章： 第一章通过对布朗山布朗族历史的梳理和考证，提出了布朗山布朗族山地耕作文化系统的形成环境和历史渊源，指出这一文化系统的形成与构建，是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的历史依据，同时也是其社会文化在当代发生变迁的给定文化基础。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发生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并由于这一变迁而使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从此纳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由国家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从此也开始了布朗山布朗族社会新的变迁历程； 第二章通过对布朗山布朗族建国以后政治制度变迁的分析，指出布朗山布朗族社会自解放前夕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经过直接过渡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实行的全面新政，布朗族社会的传统政治制度和管理模式退出了在乡村政治和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群众组织和新型社区组织等，其原有社会的“自治”状态被打破，其社会结构及功能随之发生了变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农民率先启动的中国农村改革，使农村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建国以来的重大变迁，经济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的确立，导致了政治上与之相适应的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显著特征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的建立。农村新的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确立，使得长达20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宣告解体。布朗山布朗族村社政治与管理体制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此可以看出，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建国以来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其向现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前提条件和制度依据。然而由于布朗山布朗族传统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层社区尚未形成新的制衡机制，尽管在布朗山布朗族村社政治中已经引进了不少现代政治的形式和机制，但它仍然具有传统村落政治的许多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的发展变迁进程； 第H章通过对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传统生产方式变迁轨迹的考察指出，建国50年来，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引导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这是我们在讨论和研究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发展变迁问题时首先应该承认的事实。然而同时也应该看2到，由于历史、自然、地理和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布朗山布朗族社会至今依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不相协调所导致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建国以来政府对布朗山扶持政策与机制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使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发展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甚大，区域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