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几十年快速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村落中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这是绝大部分关注中国农村的研究者都注意到的事实。但是在这些研究中：第一，在对人际关系变迁进行解说时，大而化之的采用普遍而简单的单线论解释方法，没有注意到在具体的村落人际关系变迁中的多重因素和复杂过程：第二，没有对变迁后的人际关系特征加以细致描述并做出概括性总结。　　 本研究选取了一个中国北方村落(F村)，在征地和撤村建居工程实施的影响下，该村落由一个中国传统村落转变为现在的类城市社区。本研究采用文献法以及半结构式访谈、小组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搜集资料，通过相关理论梳理和实地资料分析，试图对外部环境快速变迁影响下的F村人际关系变化特征进行描述和概括，并对诱致这一变化发生的各种因素加以呈现。　　 本研究首先对村落背景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F村所经历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社会变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村落的渗透。在这两个方面的双重影响下，F村人际关系呈现出分化和逐利的特征。但是囿于农业生产方式、传统村落中的居住模式以及周边生活设施的完善程度等等农村社会环境的限制，村落中熟人社会的守望互助式人际关系模式并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　　 征地和撤村建居工程的实施改变了F村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彻底打破了村落中的传统人际关系模式。本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工程的实施对F村人际关系变迁的影响：　　 (一)居住模式与F村人际关系变迁。　　 在F村征地和撤村建居之后，村落自然边界的模糊化，陌生人频繁的往来流动以及小区周边公共领域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自然环境的舒适度上的优化都使得F村村民增加了与陌生人的互动和来往，也增加了个体从熟人频繁往来关系中的抽离而单独享受自然环境的静谧和自由。　　 院落式的平房居住格局的消失，使得原来院落这样一个作为私人领域的延伸和公共领域对个人生活侵入的交接空间不复再现，单元楼式的居住格局将人们的生活隔离成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明显对立毫无交界的独立样态，真正成就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模式。　　 单元式楼房内的独立空间促进了个人隐私权的发展，与原来几代共同居住的卧室相比，独立的卧室使得儿童更加看重自己的私人空间。不仅如此，单元式的楼房隔绝了原来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亲密的交往关系。家庭中的成员更多的是以个体为单位和主体与自己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在公共空间内进行来往。同时，父母与邻居和朋友之间的交往方式更加不易被儿童观察到，这进一步减少了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规范与训诫的习得。　　 (二)交换方式与F村人际关系变迁。　　 在征地与撤村建居之前，礼物交换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交换方式。家庭承继的亲属关系和来自于父辈的村落中的邻里交往关系是家庭主要的关系网络构成，这种交往关系以村落仪式及日常生活中的更具表意性意味的礼物交换作为创建、维系和加强的手段。礼物交换的关系网络以家庭为中心。　　 在征地与撤村建居之后，礼物交换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减退。个体承继的亲属关系以及由个体创建的来自于学缘和业缘的人际交往关系是个体主要的关系网络构成，这种交往关系的维系和加强是通过更具工具性意味的互惠性礼物交换完成的。礼物交换的关系网络以个体为中心。商品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交换方式。　　 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不同程度的义务性和不可分割性都使得两种交换方式指向不同的关系形式。　　 (三)村落舆论、身份认同与人际关系变迁。　　 在F村征地和撤村建居前后，不仅在一些外在环境(如村落自然边界的模糊化、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以及与陌生人的相处)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更为主观的感受上(如，对村落边界的认知、对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实践感受、对村落共同体的归属感)上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发生的是，F村村民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对自身所处的人际交往方式和人际关系变化的感知和基于此种感知所作出的相应的行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打破了传统村落中管理传统(通过村落闲话和舆论)和意义建构传统(通过身份认同和依照此身份认同做出的相应的行动)对人们社会行动的形塑和约束，这种村落传统形塑和约束意义的消失使得村落中的人们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身份认同转变的认知并按照此认知做出相符的行动。　　 征地和撤村建居工程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F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样态，居住模式、交换方式以及村落舆论和身份认同的改变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村落中的人际关系。F村人际关系模式从守望互助走向了个体化。对于F村征地和撤村建居之后所出现的个体化的人际关系，不能将之理解为阎云翔所提出的无公德的个人，而是一种个体从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中脱离出来后产生的社会信任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