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岱舆、马注和刘智被誉为明清鼎革之际最负盛名的回族三大汉文译著家。他们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从事的汉文译著活动，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新局面。他们采用儒家义理阐释和解说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历来在中国回族穆斯林中备受推崇，享有盛誉，被奉为“汉刻它布”，即汉文经典。自明末清初迄今的300余年间，广大回族穆斯林除了诵读《古兰经》和“圣训”外，主要是学习这些“汉刻它布”。尤其是他们汉文译著中所蕴涵和包摄的丰富伦理思想，在广大回族穆斯林中产生过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对他们的伦理思想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梳理和探讨，既可弥补该领域的缺憾和不足，拓宽回族学的研究范围，推动回族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又可充实、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伦理思想的宝库。同时，清理他们的伦理思想，还可弘扬回族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并可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回族伦理道德体系提供有益的补充，因而，有其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他们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影响等问题尚未展开深入讨论。这是笔者选择该课题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一研究课题涉及到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因而，笔者采用历史分析与现实相结合、阶级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以及对比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全文共八章，大致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着重对元明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明及清前期统治阶级对伊斯兰教和回族所采取的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分析，旨在说明回族三大汉文译著家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即第二章，重点考察了回族三大汉文译著家伦理思想的渊源。从他们的伦理思想内容及其所受教育的经历来看，其伦理思想的主体是伊斯兰教伦理学说。换言之，由于他们出生于宗教世家，自幼耳濡目染，接受过系统的宗教教育，因此，他们的伦理思想首先来源于伊斯兰教伦理学说。在他们的伦理思想体系中，伊斯兰教伦理学说是主体和核心，是他们从事汉文译著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但也不可否认，由于他们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难免受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纲常伦理学说的濡染、熏陶和影响，因此，在他们的伦理思想体系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内容。或者说，他们的伦理思想是伊斯兰教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相互交融的产物，是伊斯兰教伦理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结出的奇葩。第三部分包括第三至七章，集中对回族三大汉文译著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婚姻家庭伦理思想、人性善恶论和道德修养观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和钩沉。文章尤其对“顺主忠君”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演变等重大理论问题做了较为翔实的分析和阐述。第四部分即第八章，着重对回族三大汉文译著家伦理思想的特点及影响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做了必要的分析。由于他们的伦理思想是深受伊斯兰教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双重影响而形成的，因而，它们既不同于伊斯兰教伦理思想，又有别于儒家伦理学说，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交融性、灵活性、宗教性、地方性和差异性几个方面。文章认为，回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皇权至上，注重“三纲五常”的中国封建社会站稳脚跟，并遍布于中华大地，“顺主忠君”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人道五典”的社会家庭伦理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回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迄今，能生存一千余年，“顺主忠君”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人道五典”的社会家庭伦理思想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功绩的主要原因。站在历史与现实交接的角度上审视，他们所构建的伦理思想体系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内容，而且对普通回族穆斯林的道德生活与行为规范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的伦理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特征，但其中不乏“公共生活准则”和“古今共理”等为人处世之道，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深邃的人文原理，其中一些内容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具有普遍性和共有性，有着不可忽视的未来价值。尽管如此，回族三大汉文译著家所倡导的伦理思想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他们在将伊斯兰教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相融合时，不可避免地把儒家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中的一些糟粕和消极东西吸收进去，从而使他们的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主张；在他们的家庭伦理思想中，则充斥着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封建礼教和等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