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文化素养虽不等同于领导才能，却是执政能力的基础。北宋皇帝作为中国古代专制集权国家的统治者，其个人文化素质对国家影响甚大。在北宋九帝中，宋太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然而实践经验却最高，对于社会现状具有较高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成为了五代乱局的终结者与宋代文明政治的开拓者。宋太宗勤奋学习，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为好勤好文、重视文教的君主，促进了宋朝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但宋太宗并未统筹全局、把握好时代主旋律，加之军事才能平庸、急于建功立业、独断专行等，最终未妥善解决北宋前期的头等大事即军事和统一问题，导致了赵宋王朝的不佳命运，显示出太宗文化素质与治国成效的不一致性。宋真宗、仁宗文人角色意识浓厚、颇有才学，却忽视了对于社会现实的调查、分析，未将读书与实践相结合，并且缺乏基层历练以及对社会的认知力、洞察力和作为帝王的魄力、承受力，守成效果差强人意。宋神宗博学多识、聪明好学、开拓创新，为改革奉献毕生。虽然变法由于时代局限性及其旧体制和圣训的枷锁未能成功，然而宋神宗毕竟认清现状，运用自身才学，努力改变，文化素质和治国成效大体一致。宋徽宗将自己刻画成为艺术家、医者、道教崇奉者，而模糊了历史赋予他的帝王身份，舍本逐末，角色错位，最终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致使卓越的艺文成就与其治国成效形成巨大反差。整体上去观察北宋皇帝的文化素质与治国成效，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帝王宫廷教育在看似繁荣的外表下，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北宋皇帝三教融合的特色思想，对于维护赵宋王朝的专制统治还是较成功的；北宋最高统治者的极度集中军权思想、妥协投降策略，最终致使“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北宋帝王的医学意识与素养是值得称赞的，对治国济民的积极影响甚大。然而北宋某些皇帝文化素质与其治国成效发生背离这一重大经验教训，极为深刻，值得后人认真汲取：读书与实践同等重要；领导人固然应该勤奋读书学习，提高文化素质，但更应该深入社会实践，全面地切实地提高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