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美学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所营构的审美权力话语,是源自深厚民族文化积淀并由国家权力强势所掌控而广泛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博大的、开放的审美意识形态话语。从“国家”的地域文明层面上看,国家美学是拥有自身地域文明特质而区别于他域美学话语的区域性美学话语,强调作为社会历史产物的国家在其诞生、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明显不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普世主义,也不是囿于一国之内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中心主义。从“国家”的文化政治意义上看,国家美学则是受国家主流意识强势影响的审美权力话语,强调世界文化交流“对话”中美学话语的国家身份,强调国家权力向美学的渗入和美学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解构和建构性意义。国家美学带有浓重的“国家”的理性意味,又具有“美学”的感性批评精神。国家美学既是对国家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国家主体性的反思、批判,它力求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全球化语境中保持自我生命和自觉存在并发挥其别于政治话语、经济调控、法律制裁、道德谴责等的审美自反和审美建构的独特功能。国家美学的某些思想元素由来已久并在古今中外的治理史和学术史中都有生动呈现,因而我们对国家美学的发生论研究并非对国家美学的“起源”的简单追寻,而是注重在对其相关元素的历史考察中追踪国家美学或隐匿或显在的理论现身。正如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所注意到的,我们将“发生”看作一个理论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国家美学的真正发生和其理论魅力的绽现,还得经过大批学者的悉心研究方可获至。全球化浪潮无疑是当代人类的基本境遇。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国家确乎在某些方面有所退却,而社会则借势获得新生。同时,在社会新生的过程中,某些腐恶因素也日益滋长,这就需要国家强势权力的再度干预。就中国语境来说,一方面,“软实力”在当代国家博弈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文化交流对话中的话语权的主体性建构成为复兴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后极权社会中政治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流似乎使无聊化生存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而作为“软实力”话语的主体性建构,作为消解专制政治的文化策略,作为消费社会中腐恶因素的对抗性、超越性力量,国家美学的发生正当其时。国家美学适应现实文化状况而发生,并将在对现实文化的阐释和强势拯救中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存在。国家美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营造出来的一种审美权力话语。一方面,国家美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一种共谋关系,意在复兴国家社稷,“重写民族审美意识”,求得多元文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