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她完成于1984年的组诗《女人》一经发表,在诗坛树立起了“女性诗歌”的大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她的诗歌创作,并未一味局限于“女性诗歌”的自白语调和躯体写作之中,而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本文将从翟永明诗歌创作个性这一角度切入,依次探讨其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诗歌创作的特点。论文的第一部分着重分析翟永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创作中所坚持的性别书写。此阶段她的写作主要是一种“女性书写”,诗歌的字里行间透出强烈的性别意识。她追求女性的个性解放,以求打破传统的道德规范对女性的束缚,在诗歌中建立起了属于女性的自主自立意识。在这一部分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对翟永明此时的诗歌进行研究,依次是题材上对女性的书写,以及创作手法上的自白话语和躯体写作,试图通过以上内容的探讨,还原出诗人翟永明在这一时期所秉持的“女性写作”这一创作理念。论文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翟永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创作特色中对诗艺的探索。在经历了八十年代以女性意识代替女性写作,以观念代替文本的写作瓶颈后,诗人翟永明于九十年代终于实现了诗歌创作上的转变,开始更加精心于对诗艺的不断探索。她沿着当时部分先锋诗人推崇的“综合写作”的道路,大胆地将“叙事性”和“戏剧化”的创作手法引入诗歌的创作中,不仅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还加强了其中的张力。首先,她诗中的叙述身份不再以强烈的“介入”姿态出现,而成为了日常场景中有条件的参与者。同时她还借助“事件化抒情”的方式,将简单的故事情节引入诗歌中,增强了诗的表现力。第二,翟永明的诗歌引入了戏剧的“场景——对话”结构以及戏剧的对比、冲突,但她此时并非是对“英美新批评”所推崇的“戏剧化”的原版套用,而是以另一事件的事实陈述和个人评论的加入,刻意消解戏剧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从而达成一种“反戏剧化的戏剧化”的效果。诗人翟永明从八十年代的性别书写到九十年代的诗艺探索,奠定了她在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地位,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她在其诗歌里构建了女性独特的“黑夜意识”。她既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在传统文化和历史中所经历的“黑暗”境遇,又发现并确立了女性独立自主的世界,用这种“黑夜”与男权的“白昼”抗衡。二是她创造出中国当代女性诗人特有的诗歌意象和语言。不仅以大量象征着“缺失”、“等待”、“束缚”的意象隐喻了女性与男权中心话语世界苦苦挣扎的内心,也为诗歌增添了一股浓郁的神秘氛围。同时,她还在诗歌中以自白语调展现了女性的创作的“内倾化”视角,让女性挣脱长久的“失语”困境,发出自己美妙的声音。三是翟永明通过对诗艺的不断探索,拓展了女性诗歌的深度和广度。她以诗歌创作方式的转变,突破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女性诗坛不断重复的诗歌主题和书写方式,为自身的作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踏着“综合写作”的道路,走入了更加开阔的诗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