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作为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事关品牌在市场的影响力,商标的注册和保护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伴随商标申请量逐年增高的数据,商标被驳回的概率也越来越高。从2015年的“微信”商标案到2018年经历最高院再审一锤定音的“叫个鸭子”商标案,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抢注的“钟南山”、“李文亮”、“火神山”商标。关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不良影响”条款的诸多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界人士关注,作为绝对禁止注册事由之一的“不良影响”条款,指的是“(有害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商标标志。“不良影响”条款制订的初衷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但因其语义不确定、条件过于抽象,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在理论、行政和司法实践中颇受争议,在适用过程中也凸显出各种矛盾和问题。纵观国内外学说,争议无外乎围绕“不良影响”条款的定位、保护客体、与其他条款的混淆适用、判断标准及效力,但是每种学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论证瑕疵,定性的争议导致了行政司法机关在审理商标申请注册案例时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进而显现出不同的裁判尺度与结论,而世界各国的实务经验也有本国特色。当前,就“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问题虽仍存在分歧,但其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方面的有益成果不容质疑。而针对上文所提的突出矛盾,本文从“不良影响”条款的内涵解释出发,探讨该条款的理论基石,在对该条款进行界定的前提下,结合已有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从多角度探讨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认为应当限制滥用该条款,审查机关在进行判断时应当尽量使标准统一,在考量标志含义多元化的同时兼顾使用行为,合理考量主体等因素,以达到维护公共秩序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