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下层公务员是日伪政府构成人员的主体，他们主要来自于前国民政府。在整个沦陷时期，随着战争的升级他们的生活也经历了一个从舒适到艰难的过程。沦陷初期，由于物价上涨幅度较小，中下层公务员凭借其较高且稳定的收入，处于一个相对优越的生活状况。之后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而薪俸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恶化，以至于最后难以维持其基本的温饱，从而促使了日伪政府从内部的瓦解。　　民族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徘徊促使这些中下层公务员自身对“汉奸”概念采取了某种回避的态度，与此同时，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社会认同也对“汉奸”概念表现出了某种回避的意识。在恶劣的政治社会场景和生存压力下，伪政府公务员的社会心理不可避免的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他们身上既体现有民族危机意识，也有被统治的麻木不仁奴性心态，既有卑躬求荣的卖国主义，也有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历史现场的复杂使得天津市伪政府的中下层公务员表现出了不同而多面的面面观，也使得天津市伪政府的中下层公务员演绎出了多样的社会角色。　　除了绪论和结语以外，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内容为日伪时期天津中下层公务员的概况，包括相关政策、公务员的来源、文化素质等;第二章内容为薪俸及生活状况考察，试图通过对沦陷期间天津市物价和公务员的薪俸水平的对比以及整个天津的物资供应情况的考察，从而揭示出他们生活状况的演变;第三章内容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性，阐述了沦陷时期公务员在沦陷区这个特殊时期所呈现出的特殊现象。本文试图从沦陷时期天津日伪政府入手，在考察不同阶段物价水平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政策的变动和在不同时期中下层公务员的生活水平的变化以及对其社会角色等的影响，从而揭示出他们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