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身作为一个宗教概念,是指上帝以人的形式进入人类社会。但这一概念也经常出现在文学中,或是赋予语言以生命形式,或是作为一种顿悟的方式表达普通事物背后的抽象意义,或是使某一传统形式的作品转换为一种特定的形式,等等。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化身在文学创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论文试图用现代诠释学的方法分析化身在威廉·华滋华斯的传记长诗《序曲》中的作用。第一章考察了形成华滋华斯化身的哲学和宗教背景。从哲学方面讲,以下几位哲学家的思想对华氏化身的形成有很大作用。首先,谢林理想主义的自然观对华滋华斯浪漫主义的自然观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次,斯宾诺莎的第三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与华氏的诗歌想象观有相通之处。另外,由于华氏对法国革命的失望和丧失亲人的痛苦,他晚年的思想倾向于康德的道德观。最后,黑格尔的宗教化身思想对华氏化身思想的形成有直接作用。从宗教方面看,华氏化身思想的形成与他所信奉的英国圣公会教义有关。该教义在天主教和新教这两个极端教派之间采取中立的立场,既接受超验的上帝的召唤,又采纳世俗的化身思想。这一思想使华氏化身思想有了一定的客观现实基础,从而使之与中世纪纯神学的化身区别开来,使化身与文学较好地结合起来。第二章研究华氏关于语言与思想的化身关系问题。在欧洲中世纪,一些经院哲学家,如奥古斯丁,把上帝说成是我们语言中的语词,他们认为语词不是思想的工具,而是我们生活中有生命的物体。因此,语言被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成为我们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基础。二十世纪现代诠释学进一步强化了中世纪语言化身思想。伽达默尔认为语言不应局限于可说的范围,还应包括不可说的范围,它应是无所不包的。洪堡特也认为每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思想的方式。华滋华斯继承了这一传统,认为语词是有生命的物体,否则,只能成为思想的外壳(counter-spirit)。 <WP=9>在《序曲》中,化身不只是体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瞬间”(“spots of time”)就是一种意义生成的有效方式。第三章以华氏在诗歌中提到的“瞬间”概念出发;然后,在第二部分中追溯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最后,对华氏的“瞬间”进行分类并给予详细研究。仔细阅读《序曲》,我们会发现诗中“瞬间”不尽相同,有的表达超验思想,但却建立在客观现实之上;有的体现客观的时代精神,但又透出超验性的特征;有的则两方面的特点兼而有之。这表明了华氏化身的复杂性,但在华氏身上不存在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完全对立。在华氏看来,化身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将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联系起来的隐语形式。第四章探讨《序曲》的结构问题,分析长诗结构所涉及到的化身的一些特点。在讨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保罗·德曼认为一个大的体系或文本如果是一个总体的、自足的、系统的代码,而且不涉及具体事件,它就是“规则性” (grammatical)的。从表面上看,《序曲》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因为它所阐释的是散漫的“我”与其过去的我关系,将这两者置于对立的两极,通过搁置过去的特定事件来求得作品结构的稳定。然而,随着诗歌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发现原来的那种规则性叙述最终不足以表达那个超越文本的自我。华氏采用了两种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办法:一是通过对话超越自我,二是“礼品赠与”。首先,从表面上看《序曲》在追溯诗人成长的历史,但在文本之外还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就像高翔的云雀,它既超越了大地又离不开大地。华滋华斯通过文本内外的两个自我的对话,来实现作品的化身意义。其次,华滋华斯把这首当作一件礼物送给在外地疗养的好友柯勒律治,祝愿身体健康。从诠释学的角度看,礼品赠与他人使礼品同主人分离,但却意味着主人同被赠与人进入一个对话的空间,这个对话也将超越自我而获得新的意义。化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涉及到分析哲学和诠释哲学的斗争。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方面看,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大流派的对立。一个流派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而另一个流派则认为语言自身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自身可以生成意义。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两种观念融合的倾向:分<WP=10>析哲学具有诠释哲学的特征,诠释哲学也吸收分析哲学的精华。如果把华滋华斯放到这一历史发展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早在十九世纪华滋华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两大流派的融合,其原因在于他既坚持化身思想但又没有放弃他的经验主义传统,这也正是当代两大哲学流派融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