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的小说创作跨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见证了文学领域的两大转向(内转和语言转向),经历了以认识论美学和语言论美学为中心的小说革命。在叙事、语言和时空观不停逆转的漩涡中,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形象同样经历着“眼花缭乱、脱胎换骨”的变革。《都柏林人》是他告别传统、走向革新的开端:乔伊斯开始转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以顿悟展示人物的思想感情。《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采用主观和客观互相结合、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彼此交融的艺术方法塑造青年艺术家的形象。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以内心独白、蒙太奇等技巧展现人物的意识世界,塑造立体的现代人形象。《芬尼根的苏醒》的人物和以往大不相同,他们不再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而是有形无体、若隐若现。《尤利西斯》是乔伊斯艺术创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其中人物的身份问题更是学者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征:一、缺乏对三个人物的系统研究,大多聚焦于其中一个人物;二、研究视角集中在殖民影响、女性意识等有限的范围之内,缺乏对人物身份现代性的深层透视。为了揭示现代身份的根本特征,本论文主要运用主体性理论,聚焦意识和世界、个体和社会的多变关系,揭示人物独特的心理结构,挖掘其内在的认识方式和生存状态。作为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展示了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社会身份和内在心理结构的双重转变。这三个人物的生存困境和人生体验既确定了其个体身份,又揭示了现代身份的基本特性。《尤利西斯》中人物的现代身份具有下面两个特征:个体性是现代身份的首要特征。现代个体既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又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自我。密切相连又格格不入构成了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尤利西斯》中,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呈现内化的趋势:多重自我的并存导致内在心理结构的分裂和非中心化;内外之别和灵肉之分揭示了自我的张力。执拗的偏离和无奈的回归相伴,诗意的翱翔和失重的坠落相邻,人生场景徘徊在伊甸园式的幻境和地狱般的荒原之间,现代人既有丰盈的自我也不乏空洞的感觉。悲观和乐观的落差,萧条和浪漫的并置,已成为人生的常态。个体的内在分裂源于现实之规定和心灵之欲求的差别,个体的存在扎根于不息的生命冲动和不屈的生命意志。主体性是现代身份的基石和保障。在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意识的存在界定内外之分,确保主体的独立和自治,内部世界的再生性和天然性是现代人生命的源泉。在现代社会,个体意识面临社会意识形态的层层包围,现代人不缺招架之功,也存有还击之力。他们既有傲然独立的气度,侃侃而谈的理论;也有平常人的中庸,实用家的世俗;还有驰骋的想象力和市井男女的洞察力。虽然现代人常常沉溺于意识流的逍遥之境,但也时常走出自我,揣测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意识形态的侵扰模糊了内心世界和外部社会的明确界线,自我的天然性和派生性已纠缠不清。现代人既要面对社会的威胁,又要保持自我的真实性。意识和世界的夹缝和冲突造就了现代个体独特的“钢丝”之旅。以个体性和主体性为基础,本文分析《尤利西斯》的三个核心人物的现代身份。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国内外乔伊斯研究现状(尤其是《尤利西斯》中的身份问题),论证主体性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及现代身份的整体特征。乔伊斯早期研究突出文本的基本艺术形式和内容,只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符号学等理论的应用才揭示了乔伊斯小说的先锋性和革命性,近年的研究以文化影响、后殖民主义等为特色。作为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的身份研究有两个基本特征:大多以单个人物为中心,研究视角局限在殖民影响,女性意识等。本文采用主体性研究的视角,以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为核心,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和意识的能动性,揭示《尤利西斯》中的现代身份的本质和特性。小说艺术与主体身份的渊源以及《尤利西斯》的艺术变革决定了主体性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尤利西斯》中现代身份的基本特征是个体主体性。在以内倾为基本特征的意识流小说中,第三人称叙事的衰落和第一人称叙事的兴起再现了现代人的个人体验和私人空间,揭示了意识王国的流动性、立体性和生命力,确立了个体的主体地位。多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并存既证实了个体的相对性和多样性,也保证了单个个体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第一人称叙事同时揭示了个体主体的社会性:流连在意识流中的个体依然栖居于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共同搭建的立体时空。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叙事分别代表小说中两种相依相斥的力量:一种追求统一性、整体性和完成性,承载社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却崇尚偏离、异质和未完成性,承载个体声音。后者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常常打破小说的现有结构和模式,撕裂社会意识的层层包装。在敞开的裂缝中,被压抑的个体意识终于得以浮出地表。《尤利西斯》中第三人称叙事的衰落和第一人称叙事的兴起唱响了现代个体被压抑的声音,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的意识流展现现代个体独特的个人体验。第二章阐释布鲁姆:现代反英雄形象。社会身份和心理结构的倒置和逆转是反英雄人物的标志性特征。英雄和反英雄的落差揭示了现代人的卑微、世俗和无奈。作为“失败”的父亲,流浪的犹太人和身份模糊的“无名氏”,布鲁姆是现代反英雄的代表人物。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拥有菲勒斯的父亲不但证明母亲的不完全状态,而且是儿子欲望的根源。他既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表。儿子的夭折消解了父子关系所承载的历时延伸的可能性,夫妻关系的恶化破坏了父亲的权威性,布鲁姆的雌雄同体特征偏离了传统的“硬汉”形象。他的犹太身份不仅带来社会的排斥,而且导致他的自我矛盾性:布鲁姆既有依附社会群体的欲望,又有局外人的优越感。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他具有参与者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但是,作为身份模糊的“无名氏”,布鲁姆超越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排外性,在布鲁姆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个人和他者、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布鲁姆两极端的张力导致自我的分裂和非中心化。多重自我的存在不是机械的相加或静态的并置,而是有机的互动和动态的融合。理想-失意-振作的重复出现使它成为布鲁姆的心理结构模式,危机的频繁降临常常威胁自我的完整性,间歇性的心理平衡和持久的精神张力决定了自我内部结构的不稳定。尽管布鲁姆的心理循环模式有其限定性,但也使他具有极强的适应和接受能力。第三章剖析斯蒂芬:未成熟的个体形象。在断裂的时代,个体和社会、理想和现实、理性和经验之间的张力导致未成熟个体的深层精神危机。作为叛逆的儿子,“未来”的艺术家和受挫的知识分子,斯蒂芬是尚未成熟的个体。“有家不归”是斯蒂芬拒绝父亲形象的主要行为,逃逸和距离是反抗父亲的主要方式,巴黎之行和久居在外是斯蒂芬的经典之举。他所反抗的父亲形象已超出家庭和生物界限,延伸至政治、文化和社会维度。抽象化的父亲蕴涵社会的控制力、身份的传递性和时间的延伸性。反抗父亲、拒绝“遗产”和抛弃现有模式是斯蒂芬的自由宣言。他的叛逆和反抗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哈姆雷特理论是斯蒂芬的艺术家宣言:莎士比亚人生经历和艺术创作的融合揭示了艺术家的能动性,天才和想象力成为艺术的基石。虽然斯蒂芬以莎士比亚隐喻自己的艺术事业,但他不但没有成熟的作品,而且他者的声音经常使他怀疑自身的原创性。缺乏应有的弹性和适应力,作为知识分子的斯蒂芬经常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跳跃。自我的分裂呈现极端化的趋势:斯蒂芬既是叛逆的儿子,又是父亲的影子;既是滔滔不绝的理论家,又是缺乏自信的创作者。斯蒂芬经常处于空心状态,他者的声音几乎湮没了本真自我。自我和他者、自我和世界之间已没有明确的界线,服饰成为自我可以依附的支架。第四章分析莫莉的不确定女性身份。其不确定性来源于多重社会话语和多重女性角色之间的裂缝和张力。作为“不忠”的妻子,莫莉代表不确定的女性个体身份。内心独白中,莫莉的身份兼具两种相斥的特质:家庭主妇和浪漫情人。前者来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形象: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忠贞节烈,以家庭为中心,极少参与公共事务,素有“家庭天使”之称。莫莉虽放荡不羁,但终日(至少在6月16日)呆在家中,虽有演出机会,却寥寥无几。她的形象揭示了家庭主妇的被动和无助。和“官方”话语中的家庭主妇形象截然相反,浪漫情人的女性形象来源于音乐、文学和通俗读物(如报纸)。莫莉所熟知的歌曲大多为情歌,她的读物中既有拜伦的诗歌也有笛福的《摩尔·福兰德尔》,报纸上才子佳人的佚事她更是了如指掌。作为现代珀涅罗珀,莫莉女性身份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动荡的母女、夫妻以及情人关系。莫莉的思想虽不深刻,但她却具有市井男女的洞察力,深知社会话语的虚伪和社会身份的多变。作为不再沉默的女性主体,莫莉内心独白中的女性话语具有对话性和开放性:其中有莫莉和都柏林男人圈的对话、莫莉和社会话语(如宗教、经济和医学)的对话以及莫莉多重自我的对话。莫莉的矛盾性和对话性消解了男权社会女性身份的单一性,但并没有颠覆女性身份。她依然身处社会话语的牢笼,其对话性并没有走出女性内心独白的框架。作为现代珀涅罗珀,莫莉家庭主妇和浪漫情人的双重身份以及内心独白的对话性导致莫莉自我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虽身涉“官方”和非“官方”两种社会话语,但莫莉缺乏深刻的理性分析能力和反思精神,其矛盾性并没有走向彻底的分裂,她依然徜徉在顺畅、自由、无阻的意识流中。第五章是论文的结论:它总结现代身份的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尤利西斯》中的个体呈现非中心化的趋势,但其自我依然有血有肉。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英雄和反英雄的反差揭示了小说中残留的浪漫个人主义。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的个人经验揭示了现代个体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离经叛道的浪漫个人主义已成为历史的传奇和遥远的神话:个体和社会格格不入又息息相关,意识和世界貌似不合却层层交叉。失去了本真自我的臼窠和纯净心灵的乐园,他们常常饱受分裂的痛苦和张力的折磨。在现代社会,白天萦绕黑夜的孤独,心灵弥漫迷失的痛楚,现代自我承受着风霜雨雪的层层重压。神灵的庇护已荒诞不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已一去不返,现代人只能以一己之力来面对自身的脆弱,阐释社会的荒诞,承担历史的重负。这也许就是现代个体的本质所在和“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