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农民工就业问题就是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农民工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中易受到排斥,失业风险大,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差,就业或再就业相对困难。“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民工总量仍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1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将达26033万人,外出务工人数将达17533万人。未来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从定性角度分析,或从农民工自身角度(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其就业选择、收入决定进行定量研究,而结合工作本身对其就业弱势状况的定量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选取川籍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性界定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定义,构建微观导向的农民工就业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了解农民工就业的脆弱性程度,为把握川籍农民工就业状况提供一定参考,为政府掌握农民工就业变化情况,制定科学的就业政策以降低其就业脆弱性提供依据。本文由六部分构成,具体研究内容包括：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阐明本文的主要创新；第二部分是概念的界定,主要结合已有研究与农民工实际情况界定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定义；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第三部分主要是川籍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分析及其就业脆弱性的评价指标构建,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川籍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对其生活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就业脆弱性对农民工生活消费的影响；第五部分是政策建议,主要结合前面研究的结论提出降低农民工就业脆弱程度、提高川籍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最后一部分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主要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不足以及未来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选择川籍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四川省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川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对把握我国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整体状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对农民工就业状况评估做出新思考,而且能对农民工就业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个案参考,从而丰富农民工相关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农民工就业脆弱性是农民工在就业中遭遇挫折和困难的程度以及农民工应对风险的能力,从农民工自身应对能力和当前所从事工作状况两个方面衡量农民工就业脆弱性。2.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就业脆弱性指数EVI (Employment Vulnerability Index),并按社会保障脆弱度(EVIP1)、生活保障脆弱度(EVIP2)、工作保护脆弱度(EVIP3)、工作时间脆弱度(EVIP4)和人力资本脆弱度(EVIP5)五个微观层面分项指标反应川籍农民工就业脆弱程度。3.基于EVI测度方法,按个体属性(性别,年龄)、行业等分类对1707名川籍农民工就业脆弱程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不同性别的农民工在就业脆弱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年龄较小的农民工就业脆弱程度显著小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就业脆弱程度显著高于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内,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就业脆弱程度显著高于从事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的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内,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程度显著低于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4.在定量评价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基础上,将衡量就业脆弱度的各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农民工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两类十四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可见,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对农民工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其中,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程度的总指标EVI对农民工消费支出的影响是负向,即农民工就业脆弱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工消费支出会相应的减少；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程度的分项指标对农民工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因行业不同各指标对农民工消费支出的影响大小和方向各有不同。5.最后针对上述川籍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研究,为降低农民工就业脆弱性,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出相关政策。笔者认为,政策方向需从主观和客观层面同时进行：主观层面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及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加农民工自身就业能力；客观层面上,一是继续逐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以解决农民工身份问题,二是通过在川籍农民工输入地设立政府派出机构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三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并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