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宋明理学的发展看做一个过程的话,从宋代“理学”到明代心学的发展流变无疑是这一时期儒学史乃至哲学史最具重要意义的关键问题。尽管这一时期传统上作为训诂考据对象的《五经》体系地位下降,蕴含心性义理的《四书》地位上升,但《周易》的地位并没有回落。无论是作为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还是集大成者的朱熹,非但都是易学家,更都以易学作为根底创建出其理学体系。那么,明代心学逐渐成为理学主导派别的演变过程是否是一个例外?《周易》与心学的关系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一问题,选取一个心学派解《易》的思想家进行较为细致的个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王畿是王门后学中的核心人物。尽管可利用的资料相对较多,但国内学界关于王畿易学的研究成果微乎其微。作为阳明弟子,王畿学术的展开首先是通过对其师晚年论学的“大头脑”良知范畴的继承发挥而实现的。他接续了阳明“良知即易”的根本易观,通过三方面的诠释赋予了《易》以良知学的心学特色。在此基础上,王畿又以“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多向度的发挥诠解了良知的品格。这一元论的思维方式显然是《易》所供给的丰厚精神资粮之一。另外,王畿沿袭借用了邵雍“先天之学”、“后天之学”的区分,并通过对邵雍易学内容的多角度改构,将“先天之学”注入良知内核,从而完成了先天易学的心学建构。在这一改造完成之后,王畿便把“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赋予了工夫论意义,用以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修养路径。最终,王畿对《系辞》、《大象》文句以及《易》卦各爻的解释,皆指向于“迁善改过”这一学《易》之根本目的。就王畿心学的全部内容而言,其之所以解《易》,显然是为其“先天正心之学”、“一念工夫”的工夫论张本。本文主要目的即在于对王畿易学思想的各项内容进行全面的解读与分析,并在文章最后,结合心学易学总体特征的简单概括对其进行粗略的评价和定位。希望藉此为以后心学易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