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其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明代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全国15个省,各省皆有书院,且总量在2000所以上,超过前此唐宋以来历代书院的总和,可谓前所未有的繁荣。明代书院因与王、湛之学的结合而大盛,王门后学乘学术与书院一体辉煌之势,结成诸多学派,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使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社团化、政治性倾向。而书院如此之盛势与特色,皆与讲会有关。讲会源于书院教学,经王、湛及其后学倡导、推广之后,而又每出于书院之外。当年的情形是,联友共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甚至会如家常茶饭,无地不有,无岁不举。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书院”、“讲会”是并行而互不相属的关系,且从会无定所的无奈中,揭示出随地举会,归之书院的讲会的发展趋势,并试图复原“书院讲会”的真实场景,重构明代书院的历史谱系。通过实证和统计分析,我们揭示出会讲活动的组织因素,以及讲会和会讲的训释互通现象,因而主张取广义,而用“讲会”一词来泛指书院所举、所组之会。明代书院讲会,依据其讲学所涉学术程度的深浅,大体上可以分成学术型、教学型、教化型等三种类型,它们大致指向学人、学生、平民等三种不同的人群,是书院创造、传播、普及文化功能在明代的一种具体体现。虽然学术型、教化型讲会的称谓是首次提出,但其所涉内容、成就及贡献,已经被学术界认同。而书院教学之会因为讲求“科举之学”,却历来遭人鄙视。其实举业、圣学原非两事,要经营好“科举之学”并非易事,本文所引三十余部著作书目所构建的应试科举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也已涵盖当年传统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成功的“科举之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不息的重要保证。分布全国各地的八十余个书院之会,是我们构建书院讲会最重要的基础。受各自面对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不同,各自原有的民俗、士气、学风不同,各主讲者风格、人品、学术水平不同等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各书院讲会自成品味,各有区别,久而成习,积淀成为地方性文化特色。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方性可以通过轮流主会、联属大会、远程约会等,即所谓“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的形式而不断放大,由乡而县,由县而府,甚至由府而省,跨府联省,形成虽大小不一但却日渐扩大的讲会会圈或书院网络。讲会会圈与书院网络的扩大过程,就是地方文化在交相影响下日渐交融趋同的过程,其结果势必形成文化的同质性。由联讲会,立书院而导生的同质性,具有多种文化取向。其与学术结合,既可以形成王学讲会的百年盛局,也可以造就晚明讲学尊朱辟王的天下东林之大势。若以同志相尚、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则由讲会而社团也就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们提出了社团书院的概念。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是一个由讲会而社团,且被泛政治化的典型。讲学而议政是团社书院最显著的特征,它也因此触犯专制政治,招致明季三毁书院的劫难。总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明代书院讲会的特点。讲会既是一种学术组织、学术团体,又是书院固有的学术讨论、会同讲学、学术聚会等会讲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讲会和书院之间的关系从组织形式上看是并行而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由于“讲学”这一共同事业,“会讲”这一共用的讲学形式等等原因,书院和讲会两者往往是连体共存,以“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为其生存状态。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