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确立烟草专卖制度以来,我国烟草行业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垂直管理的专卖管理制度,其表现方式主要是专卖管理和垄断经营。一直以来,通过统一垂直领导,由县级烟草公司行使卷烟销售以及专卖市场管理的主要执行功能,极大地发挥了专卖专营的优势。通过烟草制品的销售创利增收,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保证市场健康的良性发展。但随着经济持续高效地发展,法治建设不断地深入,烟草专卖制度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越来越受到关注和争议。同时我国推行的政务简化办理,其中以浙江“最多跑一次”为亮点工程,快速的办理过程势必给专卖审批带来了压力,并且为后续市场监管和专卖执法埋下隐患。与此同时,互联网电商模式的普及、电子结算的便利以及物流速递的日新月异都给专卖执法带来了新的难题。浙江烟草业不断在探寻卷烟转型新模式,结合“互联网+”思想,铺开两张网,打通工商零消四个环节,从内到外迎接新形势的挑战。本文从烟草专卖制度的角度出发,并且结合浙江政务审批简化亮点,探究专卖行政执法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鉴于专卖执法在国内外研究领域的空白,故通过结合具体县级局为单位,开展调研研究,探究新形势下,专卖执法经营所遇到的困境和不足。通过前期的文献研究、定量分析以及定性研究,同时结合大量案例进行分析,提出笔者对如何改转执行层面专卖执法的五点对策:一是加强烟草专卖队伍行政执法能力建设;二是强化内部专卖管理监督;三是深化烟草与其他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四是改善烟草专卖行政执法外部环境;五是打造“互联网+专卖执法”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