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中,魏晋时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听到很多有关的历史人物,他们驰骋沙场、运筹帷幄和孝行礼仪等事迹,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乃至伦理价值观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虽说魏晋时期战争频繁,国家经济凋敝百姓生活困苦,但作为儒家思想依然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教化作用。尽管曹魏几代皇帝都雅好文学,却并没有挑战儒家思想的权威性,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短暂和平,皆通过儒家教化劝导世人维护国家的长久统治。因此通过这时期统治者的教化诏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期盼早日结束战争人们安居乐业,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精神境界。魏晋时期的孝行与教化,即使是同一王朝的不同帝王,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很大差别。曹操在战争中虽重视大臣的孝德品行,但更注重人才对于战争发挥的实际作用,这是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形成的选择方式,绝非曹操仅看重拥有治国领兵才能者而忽略他们的道德品行。当魏文帝驾崩以后,魏明帝因天气酷热没有为曹丕送葬,这种不孝行为受到后代史学家的讥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曹睿的孝德品行。西晋政权建立以后,依然崇尚儒家的孝道思想,并一直延续到东晋灭亡。魏晋非常重视汉代以来的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尽管九品中正制作为选官制度的重要方式,但是根据《三国志》和《晋书》的记载情况,能够清楚地看到举孝廉依然成为这时期在道德层面的标榜对象,尽管被官僚集团和地方豪族垄断,平民子弟很少被推举为孝廉,但这样的选官制度依然得到延续和推广。此外,魏晋时期非常笃信孝子的行为能够感动天地甚至改变时令节气的超自然现象,它实际上是通过天对于孝子进行的褒奖,既宣传至高无上的神灵对人间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意味着奖励孝子肯定天子的治世功绩,使天人思想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在承袭两汉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围绕郑玄与王肃的经学思想,展开的“六天说”和“一天说”的宇宙观讨论,这既是对宇宙思维模式的主观认识,也是对于哲学理论的高度概括,它深深地影响了这时期的祭天礼制。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与“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和晋元帝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前者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比如是否“解履”进入宗庙就是典型事例;后者从“私”的视点寻求“孝”,比如是否亲自“执觞”敬奉非直系祖先神主。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却提出了重要的伦理价值观,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性问题,对于儒家教化乃至建构良好的社会民风,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魏晋时期对于自然界神灵的精神崇拜,没有两汉时期兴旺繁盛。这是因为战乱频繁造成经济凋敝国贫民穷,必然导致祭祀活动呈现弱化趋势。当佛道两教逐渐流布推广以后,新的神灵崇拜开始在上层社会和民间形成。东晋政权建立以后增加了一些江南的自然界神灵,这是为了遵从当地庶民的文化风俗,出现新的地域祭祀特色,也是宗教信仰较为务实的政治态度。魏晋时期的丧葬礼制呈现巨大差异,曹魏主要以“葬毕除服”为标准,尽管这是曹操遗令中的重要内容,但主要受到汉文帝的丧葬从简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东汉末年盗墓严重,曹操担心死后自己的墓葬会被盗挖,于是采用放弃金银等贵重物品随葬,从而减少被盗墓的危险性。其后的曹魏几位帝王也都遵循这样的遗令,这是拘泥于战乱造成的心里阴霾,同时避免资源过度浪费,对于国家经济和民生教化都有重要意义。两晋时期主要采用“三年之丧”的丧葬制度,有主张据庶民的除服时间,也有大臣主张据“心丧三年”,实际上这是“礼”和“孝”与“君”和“臣”之间,在围绕三纲五常出现的伦理价值观问题。如何遵从孝礼不仅关系到皇权统治,还对民间教化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两晋时期非常注重打击不孝行为,中正清议在这时期发挥很大作用,这不仅为了净化官僚队伍确保政权统治,更注重民间社会孝德的教化影响。因此统治阶级注重丧礼制度,奖励孝子惩罚不孝行为具有现实意义。魏晋时期的教育随着官学衰落,以私学主体的教育方式获得快速成长,尽管长期战争国家四分五裂,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但是以儒家经学为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没有改变。一个家庭成员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父母对于子女的教化,也有夫妻之间的相互关爱形成的家庭氛围,还有兄弟亲如手足的浓厚情义。如何确保家庭健康稳定地发展延续是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因此魏晋时期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教化,对于研究这个历史阶段非常重要,由于家庭是一个小型社会,在这个集体内部有很多伦理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念,在时时刻刻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