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众多的杰出作品中,出版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的杰作之一。在近80年里,许多译者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版本翻译《边城》,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边城》有两个流行的英文版本：戴乃迭的TheBorder Town,出版于1981年,Jeffrey C. Kinkley的Border Town,出版于2009年。到目前为止,Kinkley的Border Town,作为《边城》英文译本的最新版本,得到很少关注。本文旨在对《边城》两个英译本从多元系统论和改写/操纵论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鉴于沈从文的《边城》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较高声誉,对《边城》及其不同英译本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多元系统论和改写/操纵论的角度对《边城》的两个英译本进行的比较研究较少。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说,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和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多元系统论把人类的沟通方式,包括语言、经济、文化、文学、意识形态和社会等作为符号现象。根据多元系统论,如果翻译文学在目标多元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译者会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如果翻译文学占据一个附属或外围地位,译者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此外,勒佛菲尔的改写/操纵论包括三个操纵元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改写则是服务于权力的文学操纵。翻译的厉史即是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上塑造文化的历史。”换言之,翻译是一个在复杂社会中进行的操作,涉及到多种多样的来自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因素。操纵改写理论洞察了翻译研究的超文本视角。分析部分可分为四个主要方面：词汇方面的分析、句法方面的分析、文本篇章方面的分析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分析。第三章从词汇,语法,和文本篇章的角度对《边城》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词汇分析部分包括对角色名字的分析,对地名的分析,对文化负载词的分析。翻译文学在这两个时期的地位,其对翻译决策的影响,以及采用的翻译策略(异化与归化)将在本部分中讨论。第四章从操纵理论的三个方面--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两个英译本的语境进行分析。每个译者所处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也与此有关。然而,关于翻译文学所处地位和《边城》的两个英译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的比较研究表明多元系统论有其长处和弱点。《边城》的两个英译本的初步研究表明,一定程度上多元系统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翻译。两位译者戴乃迭和金介甫都很了解自己的目标读者,并且他们的翻译作品反映出他们相应的身份,背景和语言能力。然而,它仍有其局限性,无法解释戴乃迭在上世纪80年代和金介甫在21世纪以来对《边城》翻译策略的相似性。他们的翻译策略深受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操纵改写理论中的个体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总结归纳了这些社会因素。分析结论表明;戴乃迭和金介甫在其译本中均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据发现勒佛菲尔的改写/操纵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更具接受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