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出版以来，《愤怒的葡萄》虽然受到不少学术关注，但是研究结果多少有点两极分化，有失公允。小说要么被定性为几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政治宣传品，要么就被恭推为上等的艺术佳作。这两种批评倾向根源无外有二：小说的结构与人物刻画风格，以及作家斯坦贝克的生活和创作背景。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对于作家而言是不太公平的，也有点冒险。该篇论文用新历史主义批评观，从文化和哲学角度出发，重新阅读这一文学名著，研究作品的结构、表现手法以及哲学倾向，试图探究该小说既能畅销又能流芳于世背后的原因。 首先，论文作者陈述论文观点，提供研究的缘起，并对文学评论界在斯坦贝克和其代表作《愤怒的葡萄》研究方面积累的批评成果作了简要回顾。作者认为，批评成果的两极分化对作家以及作品都不太公平。但是，或许正是这一倾向为该论文留下了研究的空间。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该论文从小说的结构与风格出发，将小说中斯坦贝克表现出来的折中性作为研究重点。 第二，论文从小说的结构出发，挖掘作者结构设计的意图。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使用插入章节与叙述章节交替的结构模式，该模式曾被批评成单调僵化模式，缺乏活力与创意。基于已有的一些积极的批评话语，论文就该结构模式形成的真正目的作了进一步探讨。斯坦贝克在创作该小说时，面对的是两组材料：约德一家的遭遇和作家想反映的美国人乃至人类的一段心路历程。要使得小说既具有纪实性和史诗特征，两种并行不悖且相互融合的结构模式不失为最佳选择。 第三，就《愤怒的葡萄》而言，斯坦贝克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遭到一些批评家怀疑，因为小说的写实性不太明显，不真实，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刻画上。小说中约德一家以及牧师均过于典型，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实际上，该小说现实主义特征非常明显，从景物描写到事件记载。人物的性格发展在小说中也能找到充分的依据。至于作家对人物类型化的设计，那主要是为了象征的需要，而大量使用通俗大众化的象征又使得小说多了史诗特征，从而深化了主题。 第四，论文开始对小说背后的哲学思想进行挖掘。不追究因果关系，只重视理解接受的非目的性理论在很长时间里主宰斯坦贝克的小说创作。《愤怒的葡萄》中约德一家以及牧师在大部分章节中表现出的思想状态多少都带有非目的性特征，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作家的创作多了点客观的，非政治说教的科学性，有助于人物更加理智地接近真相，看到更大的图景，但是人物以及小说本身会因此而显得被动和悲观。为了达到平衡，斯坦贝克表现出目的性的倾向：到达州以后的遭遇使得评论者的声音开始略带谴责口吻；牧师和汤姆最终成为运动领导和行动主义者。但是作家目的性倾向并未走得很远，因为小说最终让读者记得的不是牧师和汤姆，而是更具耐心和天赋理解力的母亲和受其教育并最终实施善举的罗撒香。 第五，论文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观出发，就小说中颠覆与抑制话语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客观地看，《愤怒的葡萄》决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宣传品。但是从为小说创作的初稿(被作家本人烧毁)中，以及作家创作时狂热的政治运动浪潮中,我们能够察觉到作家的颠覆的原始动机和颠覆的理由。牧师凯西对于基督原罪观的否认，约德一家从“我”到“我们”的转型，以及“允诺之地”的丧失而导致的“美国神话”的打破均让我们感觉作家对宗教信条，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等颠覆的实施。但是，以同样的方式，颠覆并未主宰小说，因为我们还能隐约感到作家对颠覆的抑制和传统的捍卫。因为作家从小说的命名，小说的通篇结构，以及结尾场景中罗撒香的行为举动都基于美国传统和宗教传统以及人道主义信仰，而不是政治的或革命的战斗精神。不难看出，斯坦贝克在用美国的方式，在美国之内解决美国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讨论和分析，本文得出结论：《愤怒的葡萄》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畅销书，是因为斯坦贝克在结构和手法上采用了平衡的方式，在哲学观和方法论上走了一条中间道路。而这种折中不是真正的妥协，它既有时代的原因——他必须设法与激进派和保守派保持合适的距离，在记录约德一家西行经历的同时还得为广大的美国人民写作，也有人生观方面的渊源，因为处于此创作阶段的斯坦贝克有了更强烈的乐观倾向，他推崇人文的宗教观，深信人类的可完美特性;更为重要的是，他坚持做一名对人类负责任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