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产生效率”是经管领域一个基本的理论主张，但是，任何单一的生产环节本身并无法产生最终产品和服务，分工后的活动需要彼此之间的协作，“链”是一种最基本的生产协作模式。一件产品在由不同活动环节组成的链上传递，最终实现了价值增值，因而这条链被称为价值链。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单位，应该包含哪些环节，即企业的价值链范围设定，就成为-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根据哈佛商学院教授Poter的观点，这条价值链所构成的体系，错综复杂，但至少可从纵向范围和横向范围两个维度予以解构。　　 价值链是理解企业行为与绩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从现有文献看，价值链范围及其变化能部分解释企业在竞争优势、利润率、成长模式、创新活动、知识传导等方面的差异。尽管企业的价值链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范围设定并非单向性的，一味的扩大或者缩小都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前者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和惰性，后者会导致企业对外部供应商或者客户依赖较强，易被敲竹杠。那么，到底应如何理解一家企业的价值链范围?决定一家企业价值链范围的前因有哪些呢?　　 现有研究主要从四大视角分析企业的活动范围，分别为效率学派、势力学派、能力学派和身份学派。效率学派关注的是市场与企业两种不同的交易治理机制，分别适用于哪些不同交易属性的产品，其寻找解释变量的层面大多集中于企业网络，即相互交易的企业间是否涉及到专有性投资，交易是否有很高的不确定性等等，企业的价值链范围应包含需要专有性投资、质量难以测度、知识结构存在差异的环节。势力学派的解释变量多集中在行业层面，分析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企业如何通过价值链的改变，最大化自身控制的势力范围，减少对其它企业的依赖，最终减少竞争者数量，获取超额收益，研究发现，价值链各个环节的集中度、下游对产品的需求弹性、上游要素之间的替代比例等，均能影响企业价值链范围的设定。能力学派从企业内部的资源组合来分析企业的价值链范围，其主张是，价值链环节的选择应最大化利用企业的核心资源和能力，企业专有性资源组合的改变，会带来价值链范围的相应变化，该学派主要关注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身份学派认为企业内部成员对组织身份的界定和建构，能形成一个整体的认知框架，以便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提高决策的效率，企业的价值链范围应与企业身份保持一致，该学派的关注点也局限于企业层面。　　 但是，现有研究并无法解释中国企业的价值链范围，在经济制度转型之前，中国企业生产过程的典型特征是“大而全”，“小而全”，其价值链跨度很大。例如，许多制造业企业拥有从毛坯铸造、零件加工、装配、包装、运输、销售等一整套设备、设施、人员及组织机构。而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不同企业呈现出的价值链范围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一方面，很多企业在扩大自身的价值链范围，喊出了“全产业链”的目标，例如中粮集团正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计划，由最初的农产品和食品进出口加工起步，逐步延伸至生物能源发展、地产开发、酒店经营和金融服务等农业及其他相关环节，公开宣称采用这一策略的至少还有上海医药集团、中国医药集团，甚至在全球高度分工的计算机制造领域，中国也有全产业链的企业--长城电脑集团，业务涵盖计算机核心零部件、计算机整机制造、软件和系统集成以及宽带网络和增值服务等多个领域，同时，许多上市公司也在走价值链整合的发展道路。而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企业也在专业化、归核化等理念的指导下，减少自身所涵盖的价值链范围，专注于几个有限的环节。　　 对于中国企业在价值链设定上表现出的特殊性，我们很难从现有理论中找到答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现有理论忽视了制度这一重要的研究层面。企业活动范围是一个由多层面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现有文献看，至少包含个人、团队、业务单位、企业整体、企业网络、行业、宏观制度与技术环境等，现有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对制度层面的重视都还远远不够，而这一点却很有可能是打开中国企业价值链谜团的“金钥匙”，有少部分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出发，寻找解释要素。　　 本文从制度这一视角入手，在分析制度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的经济制度转型实践，构建了一个理解中国企业价值链范围的可能范式。其中，理论部分的主要论述内容包括：　　 (1)关于制度作用机制的阐释，这部分也是本文推理的主要理论基础。制度理论有多个变体，分别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但其核心主张只有一个，即“游戏参与者必须在制度约束的范围内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个由不同利益诉求的参与者组成的组织场域内，一个组织的行为只有满足“合法性”要求，才能获得其它组织提供的资源，而场域内相关者的合法性评价标准，会上升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模式，产生“同构”压力，在场域参与者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各自的承诺依然会被他人认可和相信，这将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因此，制度会决定一个组织的战略选择和活动范围。　　 (2)企业对制度作用的反应。尽管制度同构压力很强，被动遵守能提高组织的合法性和生存概率，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面对制度约束无能为力。如果组织难以满足制度要求，或者制度限制了组织获取更多利益，抑或制度的监督与控制力度不高，尽管面对约束压力，但企业仍可采用抗拒策略和操作策略。　　 在制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其它管理理论，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中各维度--①政府管制的分权、②资源配置的市场化、③产权的民营化、④中介组织的产生、⑤对外开放的深化--对企业价值链范围的影响。采用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在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越少，企业纵向价值链范围越小。中央政府将管理权下放后，地方政府和企业内部人对企业的制度同构作用加强，这些组织场域内的参与者，更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不是中央政府所关注的社会效益，因而更注重企业的效率，预算硬约束，加强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和约束，这些措施将促使管理者将无效率的环节剥离外包。　　 (2)在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纵向价值链范围越小。市场化转型直接改变了原有场域内的资源分配规则，企业受到的制度化同构压力来源也不相同。在计划经济情景下，企业运营所需的资金、原材料等资源大都由政府分配，而整个官僚体系并未对如何监管企业制定一套清晰的规则，结果导致理性的企业高管会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辨别和诱导核心官员上，忽视对经营业绩的关注，由于数量指标比质量指标更容易引起关注，因而企业倾向于扩大价值链范围。而在市场制度比较完善的条件下，关键的资源群体是客户，他们更容易给企业带来压力，促使企业由注重规模向注重效率和灵活性转变，最终缩小价值链范围。　　 (3)在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民营化程度越高，企业纵向价值链范围越小。体制转型赋予了私有产权合法性，在组织场域内引入了新的游戏参与者，这将导致企业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上下游厂商数量增加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企业在交易中被敲竹杠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而且私营企业更倾向于遵守制度约束，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和承诺的可靠性，因而更易于企业间的合作。这些作用结果将从根本上动摇企业价值链扩张的基础。　　 (4)在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对企业纵向价值链范围的影响并不显著。中介组织有利于制度约束的信息标准化和向更广泛范围传播，例如会计师群体的崛起，促使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更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被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所接受，最终促使企业间的交易更便利。但是，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可能与中国企业间的交易还主要依赖“家族制”有关，抑或中介组织的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　　 (5)在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企业纵向价值链范围越小。对外开放给予了外资企业、跨国公司更多合法性，促进这些经济组织深深嵌入到整个价值链体系，从而影响原有企业在价值链环节上的分工，要求企业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减少长价值链内生的“刚性”。同时，外资进入也造成原有企业更难以运用市场势力，低效率环节更易暴露，迫使企业集中优势于几个有限环节。　　 (6)在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股东身份的多元化程度会减少民营化和对外开放对企业纵向价值链范围的冲击。根据企业对制度的反应策略选择，如果企业的制度关联性越高，获取资源越有保证，那么，企业就可以在局部构建起对转型体制的抗拒或者阻碍，例如利用政府部门的行政性力量，限制该场域内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进入，减少竞争压力，维持原有的垄断性控制优势。　　 最后，本文又尝试了一个拓展研究，将制度关联性与企业横向价值链范围联系起来，实证研究发现，股东身份的多元化能导致企业产品的多元化。　　 本文主要的贡献和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制度层面--入手，解释了企业的价值链范围及其变化的原因，弥补了理论层面上的空缺。　　 (2)完善了对经济制度转型影响机制的分析。过去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体制转型在宏观和产业层面上产生的积极效果，而这些成效必然要通过微观企业的传导机制才能显现，本文指出了转型会带来企业活动范围的改变。　　 (3)制度关联性能使组织对制度约束采取抗拒策略，本文根据所有权上的关联性，检验了股东身份多元化有利于企业获取资源，进而扩大企业纵向价值链范围和横向价值链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