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在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笔墨气韵天质自然。自唐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于盛唐开创了集王行书入碑的先河,后世大量的集王羲之碑刻涌现出来。而北宋时期的集王行书碑刻的数目不多,故往往处于被忽略的位置。为集字的行为实际上打破书法作品的藩篱,将王羲之行书按照一定规律性进行了二次创作。目前现有关于集王行书碑刻研究的关注点多侧重于唐代《怀仁集王圣教序》,而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同样在书法史中为不可忽略的时期。为探究北宋时期集王行书碑刻的风格成因,通过整理北宋年间留存的刻石,考证集王碑刻的真实性和立碑成因,以此研究北宋时期集王字碑取法及风格演变,发现北宋时期的集王字碑正在寻求多元融合,更为重视意趣的表达。文章以王羲之集字行书为纲,以宋代为中心。在进行对集王书形成渊源梳理中,通过对政治宗教等外部影响与王羲之行书自身内部原因,以此佐证王羲之行书入碑的必然性。在进行碑版的考证之后,以数据分析的方式考察集王碑刻的流行程度,结合字样图例的对比体现了北宋集王碑刻的风格实际上更注重个人意趣。集王碑刻在北宋并未受到皇室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北宋的书学环境制约了集王碑刻的流行。院体的观念与雕版印刷技术的兴起引起了刻帖广泛传播,刻帖兴起使集王书者对于掌握右军书法的字库增加,但是其刊刻质量和风格间接影响了北宋集王书作的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北宋时期的集王行书碑刻走向了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