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在多个方面取得突破。但是经济统计数字不能掩盖社会治理中的问题,以环境保护要求为主要诉求对象的群体性事件在近些年此起彼伏,尤其是以带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在选址与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邻避设施是虽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却对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生命健康或经济财产造成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邻避设施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由于邻避设施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而附近居民却为此承担了成本,因此遭到相关民众的强烈反对,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公共物品。基于邻避设施的负面效果和成本分配的不公,居民在强烈的自利动机下反对将其建设在自家附近,这样一种抵触和抗拒的心态被称为“邻避情节”,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在邻避情节的作用下,公共设施的建设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城市扩张与人口膨胀下的增长需求,另一方面是邻避设施总会产生令人排斥的消极效果。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邻避冲突发生的关键就在于邻避设施负外部性所引发的收益——成本的不均衡,少数人的付出成全了多数人的“搭便车”,这是大多数普通民众不能容忍的。加上相对集中的受影响的附近居民更容易通过简单的“诉苦”或“受难”形成社会动员,成为公共设施建设中的巨大阻力。从制度与机制设计的角度分析,邻避设施的建设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多数人暴政”和“少数人暴政”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在有关邻避设施选址过程的公共政策制定阶段,没有进行广泛的民意调查和科学论证,才会发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反抗事件。因此,解决邻避冲突的根本在于公民参与,在于包括合理补偿和风险控制、多元协商与审议民主、公民权与信息公开、公民精神与环保组织在内的四大保障机制。针对我国近几年频频发生的邻避冲突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步放开,一个更加成熟的公民社会在逐渐成长,权利意识深入人心,为公民自发维权行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加之我国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反对邻避设施的行为更多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厦门PX事件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邻避冲突事件。从政府方面说,PX事件反映的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缺失以及事件发生后公民没有较为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即使是“公民座谈会”减压的意图也十分明显。从公民方面看,PX事件中的公民参与更多的停留在自发阶段,并且环保NGO发展不足,社会整合机制滞后是今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设施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