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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能源消费激增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变得越发尖锐。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与环境保护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面对棘手难题,有研究表明,在所有的政策工具中,提高能源效率是最重要抓手(1)。另据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能源消费约占全国用能总量的70%(2)。因此,在应对能源消费领域的提质增效改革时,无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提升中国工业能源效率都意义重大。对于如何提升中国工业能源效率,人们通常会直接想到的是应采取哪些措施?常用的研究路数是:先找出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或对能源效率进行因素分解,再对设定指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给出对策建议。这种方法大多没有充分考虑工业行业的异质性问题。不仅在梳理影响因素和选择指标变量时,无法做到恰当和准确,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以偏概全。考虑到工业行业的异质性及其普遍性(3),笔者认为,无论从实践还是从政策制定角度,可以尝试另一种研究思路,即要提升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应先从哪些行业入手?或以哪些行业为重点?若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合理的比较,剔除工业行业异质性普遍存在这一因素的干扰,从而弄清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大体情况以及各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排序,尤其是真正短板所在。沿着这个思路,本文认为,提升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研究应分两步走:第一步,选取一个合适的参照对象,以便找准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短板行业所在(即在中国工业行业中,哪些行业的能源效率最低且与参照对象的差距最大),这样才能让决策者掌握施策的轻重缓急,做到统筹施策;第二步,结合工业行业存在异质性的现实,具体分析各行业的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对策,这样才能做到精准施策。显然,第一步侧重宏观和中观层面研究,第二步侧重微观或中观层面研究。本研究旨在完成第一步任务,即以美国为参照,通过比较研究,摸清当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真实情况,找出差距和短板,使决策制定有的放矢。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2000年以来中美两国的工业能源消费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以便了解两国在能源消费结构、总量、增长及占比等信息。结果显示,在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中国以煤炭为主,美国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在能源消费总量方面,2005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达到9.5万吨标准油,2016年,中国为14.5万吨标准油,是美国的1.82倍;在能源消费增长方面,中国年均增长6.4%,美国年均降低0.59%;在能源消费占比方面,2000年至2016年,中国平均占比为68.6%,美国为33.1%。其次,以2002-2016年中美两国工业数据为样本,对照北美产业分类体系(2017),将中国工业行业调整为12个,分别在单要素和全要素研究框架内,对两国工业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在测度全要素能源效率时,选择资本存量、就业人数、能源投入、工业增加值、CO2排放量为投入产出变量,使用DEA-EBM模型,借助MAXDEA专业版软件进行分析。根据测算结果,无论是从单要素还是全要素能源效率来看,中国都低于美国。再次,按单要素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分别对中美两国工业行业能源效率进行分析,以掌握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排序情况,初步锁定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短板所在。随后,结合单要素和全要素能源效率数据的特征,对中美两国工业能源效率进行综合比较,找出中美两国的差距,并由此进一步确定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短板所在。主要结论有:第一,中国的工业能源效率显著低于美国,但能源效率差距呈逐渐收敛态势。第二,在中美两国的工业行业中,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能源效率均为最低。第三,相比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能源密集型行业是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短板。最后,选择能源消费结构、工业结构、开放程度和技术进步为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上述变量对中美两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并就影响程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第一,上述变量对中美两国工业能源效率都有较为显著影响。第二,各影响因素对两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中国方面,依次是,工业结构(-0.2503)、技术进步(0.0835)、能源消费结构(-0.0331)和对外开放程度(0.0182);美国方面,依次是,技术进步(0.0613)、能源消费结构(-0.0116)、对外开放程度(0.0095)和工业结构(-0.0049)。第三,受美国工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启示,技术进步将会成为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