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事诉讼具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该双重目的应该是平行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上明确了优先适用非羁押性措施的原则,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目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却走入误区,出现了与立法者意图几乎完全相反的情况,拘留和逮捕总是被优先适用,且适用率畸高,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功能异化,随之带来不合理羁押、超期羁押和高羁押率等诸多问题,严重违反了程序正义并危及到实质正义,国内国外对此均普遍表示关注。以陈卫东、陈光中为代表的我国刑诉法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注重比较研究的思路,以保释制度和羁押制度为重点,组织了中英、中德的学术交流,对启迪思想、转变观念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受此鼓舞,笔者将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经常进行的微观思考进行了总结,笔者以为,刑诉法制度设计缺陷是造成上述问题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形式上,条文粗糙,规定简略,技术型疏漏频见。内容上,取保候审定位错误,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措施,羁押与拘留逮捕没有分离,等等。应当看到,当制度有缺陷的时候,好人也容易变成坏人,因为缺陷总是诱使人们利用它获取利益,而健全的制度使坏人也无隙可乘。与我国相比,西方国家在刑事诉讼上有了数百年的法治传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包括强制措施制度中贯彻人权保障。它们成功控制羁押的方法是:羁押必须经过中立的司法审查,审查时须听取当事人意见;被羁押人可依申告获得司法救济,并享有律师帮助权;法院有对于羁押的复查制度;保释优先适用等。在简单比较的基础上,以前段的结论为前提,本文尝试着提出了改革取保候审制度、重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思路和具体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