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Bureaucracy)，又称科层制，最早从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把它看作是一种组织和体制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模式里，官僚制是“效率、理性、秩序和专业化”的化身。在整个20世纪，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理论与价值反思，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并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措施。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开展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便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其中以“企业家精神”来改造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实践是一场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在改革政府的旗帜下，私有化、顾客取向、企业精神、分权、等级扁平化、注重绩效和质量等成为替代理性官僚制度的新范式。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行政改革的实践上，都的确是针对于官僚制的缺陷而做出的反映。特别是行政改革的实践，确实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行政组织效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种现实面前，官僚制是否注定会被时代完全抛弃。官僚制真的已不再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回到韦伯，重新审视韦伯官僚制概念的内涵，重新审视批评者的批判。　　中国新一轮政府改革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中无疑受到了这一风潮的极大影响。但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及其文化背景，中国政府的改革有其特殊性，理性官僚制当是中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必由之路。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大趋势和席卷世界的政府改革浪潮，如何处理好我国政府与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如何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都是我国政府要面对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