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推进,诞生了一批产权富翁,而普通职工的待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存量财富的分配不公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本文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对中国国企产权变革过程中的暴富现象进行分析和论述。在绪论部分,本文指出了国企高管在产权变革中的暴富引发了社会不公的问题,并对暴富、效率与公平的含义作了界定,对与主题相关的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了综述。第一章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本章指出股份制是中国国企产权改革在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阶段后的必然选择,是与其他组织形态相比较后做出的最优选择,也是未来国企产权改革的必由之路。第二章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中高管暴富的现实表现。本章列举了大量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中高管暴富现象,并以“西钢”案为例进行分析,总结了高管在中国国企产权变革中利用产权致富的基本套路,指出这种暴富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包括:有损社会公平、制约经济效率、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第三章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中高管暴富的原因分析。本章分析了高管乃至其私人家族在国企产权变革中暴富的七点原因:一是国企产权变革追求效率有余,重视公平不够;二是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大股东有机可乘;三是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管理层为所欲为;四是公司激励机制不健全,管理层动力不足;五是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市场建设落后,机构人员素质不高;六是产权变革制度不完善、违法成本过低;七是制度执行不到位、有效监督渠道不足。第四章是减少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中高管暴富的相关建议。一是国企产权变革要追求效率,更要注重社会公平;二是逐步建立有助于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形成对大股东的有效制约;三是逐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制衡管理层;四是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五是加强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诚信建设,提升机构服务人员素质;六是完善产权变革制度,提高违法成本;七是抓好产权变革制度的落实,拓宽监督渠道。文章结论部分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需要坚持以股份制为主要组织形式来深入,从第四章的七点建议着手,在推进产权变革的同时最大程度的实现社会公平,让追求效率的市场经济在社会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