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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互文性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互文性研究逐渐在中国掀起了研究热潮,为我们探究文本的结构,语言与社会语境的相互建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互文性研究逐渐呈现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引起了修辞领域和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共同关注。但是,与国外相比,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仍然较短且不够深入,往往驻足于对互文性的界定和互文手段的描述,尚未获得系统的理论层面的理解与阐释,围绕政治文本互文性作用机制的讨论尚不多见。可见,政治文本互文性研究是扩展政治语言学和互文性问题领域的有利视角。
由于互文性这个定义自身蕴含的巨大思想性,以及发展历史上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互文性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互文性成为使用最广且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互文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互文形式的描述和词源的分析,只有摆脱纯粹的客观主义描写,才能深入剖析互文性的实质。本研究引介语言文化学中的先例现象理论和语言个性理论,结合以批评话语分析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视角、跨学科的互文性分析框架,既包括微观层面上互文手段的描写,也涵盖宏观层面上社会语境与互文性的相互影响和建构研究,旨在探究互文性与社会事实和政治现实的关系。
本研究选取21世纪对俄罗斯和世界至关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演讲文本作为语料,共收集普京政治演讲文本316篇,共522780词,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206篇,共372097词。经过识别与提取后,获得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349个,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166个。
本研究旨在解决下列三个问题:(1)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呈现何种特征和异同?(2)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构建了怎样的政治现实?(3)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功能有哪些?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整合了政治文本互文性与俄罗斯领导人语言个性的分析框架,并对引文进行了联想实验,阐释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异同,剖析了俄罗斯的普梅权力“双子星”的权力中心与外交战略。研究表明:(1)互文性的描写与阐释: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的源文本既有相同又有异同之处。普京主要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和历史类型的互文本;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民族文化;多出现于记者会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国际关系与政策、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上。通过对比普京三个任期互文性的疏密度以及与文本主题的关系,研究发现,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与该任期下普京的政治优先方向有关,不同政治主题的文本中互文本的数量和类型不同。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互文性呈现以下特征:源文本除了文学、政治和历史之外,源自哲学和法律的互文本所占的比值也较高;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文化;多出现于论坛演讲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话语主题上。研究进一步发现,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互文性集中于经济主题的文本中,梅德韦杰夫侧重于经济机构、制度的整合与重建。而担任总理期间,互文性在内政规划主题的文本中密度较高,侧重国家治理,制度的改革等。对互文性的选择需符合身份才能获得认同,因此,互文性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是政治家建构形象的言语策略。可见,互文性的作用形式与表现手段多样,与普梅二人政治重心的不断迁移密切相关。
(2)互文格:本研究建立了互文格的综合分析框架,结合显性和隐性互文性进行分析。隐性互文性包含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隐性互文性的研究同时能发现该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价值观与文化知识。通过对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批评分析,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格的共性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互文格均为历史类型的先例情境。先例情境作为民族文化信息的最小浓缩形式,蕴含着对善与恶的评价标准。因此,使用先例情境可以不见行迹地影响受话人的意识形态,对相应政治观点在文本的“表面之下”进行“对与错”、“好与坏”的评价,传递着政治主体隐含的意识形态,建构社会体系的评价标准。不同点是梅德韦杰夫更侧重于使用的互文格为引文。互文性的选择与使用体现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话语特色。
(3)社会语境:本研究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对语言个性认知层与语用层进行了分析,勾勒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互文本库,解读普梅“双核时代”的政治轨迹,以及二人在政治价值观和历史观上的不同。普京侧重于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历史领域的互文本。普、梅二人执政初期的历史环境不同,导致政治路线与需求不同,均体现在政治文本的语言个性上。语言个性即是人的个性。从互文性的视角来看,普京侧重稳定自己的权力和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较多选择先例情境等互文格。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政治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个人特色。他偏重于使用源自法律、经济和科学领域的互文本,体现其重视法律和民主的政治观,揭示了梅德韦杰夫重视科技发展和创新型经济的核心观念。通过对互文能力的研究发现,政治主体根据受话人的语言文化共同体类型对互文性进行语用预设,以便更有效地达成政治目的。作为再现事实的方式,话语在政治文本中,互文能力体现了政治主体根据不同政治语境和目的选择互文本的能力,借助互文性所蕴含的伴随意义与评价功能,阐释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性构建的外交关系。从互文性的角度洞悉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观与外交关系,有利于剖析俄罗斯未来发展走向,对我国政治话语体系进行建构。
本研究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理论上,本研究在政治语言学框架内,将互文性与语言文化学、重新语境化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对比分析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差异与原因。在以往研究中,国内学者多针对引文进行互文性研究。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西方与俄罗斯的互文性表现手段,基于对互文性和先例现象两个概念的对比与剖析,提出了互文性的分类,弥补了隐性互文性研究的不足。分析表明,在政治文本中隐性互文性是主要的互文方式,也是政治主体用于掌控意识形态和达成政治动机的主要互文手段。基于此,提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互文性的结构和作用机制方面展开了讨论。对互文性理论和政治语言学理论进行了补充。
第二,在方法上,批评话语分析历来以过于主观受到质疑,因此本研究基于语料库和联想实验的研究方法,用客观的数字和试验结果弥补了这一不足。此种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避免了主观分析可能带来的偏差,还印证了研究框架的有效性,证实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扩展了互文性的研究思路。同时,首次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并结合语言个性理论,深化了对政治文本互文性运作机制的研究。为广大学者提供了思路。
第三,在实践上,以往对于互文性的研究多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物,针对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较少,对俄语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仅有的针对俄语政治文本的研究中,多以普京文本为参照。本研究选取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演讲文本作为研究语料,这两位领导人是21世纪以来对俄罗斯,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导人,普梅的双驾马车共同驾驶了将近20年。因此,剖析二人的政治思想与治国实践,对于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能获得一定的启示。
由于互文性这个定义自身蕴含的巨大思想性,以及发展历史上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互文性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互文性成为使用最广且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互文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互文形式的描述和词源的分析,只有摆脱纯粹的客观主义描写,才能深入剖析互文性的实质。本研究引介语言文化学中的先例现象理论和语言个性理论,结合以批评话语分析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视角、跨学科的互文性分析框架,既包括微观层面上互文手段的描写,也涵盖宏观层面上社会语境与互文性的相互影响和建构研究,旨在探究互文性与社会事实和政治现实的关系。
本研究选取21世纪对俄罗斯和世界至关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演讲文本作为语料,共收集普京政治演讲文本316篇,共522780词,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206篇,共372097词。经过识别与提取后,获得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349个,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166个。
本研究旨在解决下列三个问题:(1)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呈现何种特征和异同?(2)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构建了怎样的政治现实?(3)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功能有哪些?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整合了政治文本互文性与俄罗斯领导人语言个性的分析框架,并对引文进行了联想实验,阐释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异同,剖析了俄罗斯的普梅权力“双子星”的权力中心与外交战略。研究表明:(1)互文性的描写与阐释: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的源文本既有相同又有异同之处。普京主要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和历史类型的互文本;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民族文化;多出现于记者会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国际关系与政策、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上。通过对比普京三个任期互文性的疏密度以及与文本主题的关系,研究发现,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与该任期下普京的政治优先方向有关,不同政治主题的文本中互文本的数量和类型不同。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互文性呈现以下特征:源文本除了文学、政治和历史之外,源自哲学和法律的互文本所占的比值也较高;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文化;多出现于论坛演讲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话语主题上。研究进一步发现,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互文性集中于经济主题的文本中,梅德韦杰夫侧重于经济机构、制度的整合与重建。而担任总理期间,互文性在内政规划主题的文本中密度较高,侧重国家治理,制度的改革等。对互文性的选择需符合身份才能获得认同,因此,互文性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是政治家建构形象的言语策略。可见,互文性的作用形式与表现手段多样,与普梅二人政治重心的不断迁移密切相关。
(2)互文格:本研究建立了互文格的综合分析框架,结合显性和隐性互文性进行分析。隐性互文性包含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隐性互文性的研究同时能发现该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价值观与文化知识。通过对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批评分析,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格的共性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互文格均为历史类型的先例情境。先例情境作为民族文化信息的最小浓缩形式,蕴含着对善与恶的评价标准。因此,使用先例情境可以不见行迹地影响受话人的意识形态,对相应政治观点在文本的“表面之下”进行“对与错”、“好与坏”的评价,传递着政治主体隐含的意识形态,建构社会体系的评价标准。不同点是梅德韦杰夫更侧重于使用的互文格为引文。互文性的选择与使用体现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话语特色。
(3)社会语境:本研究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对语言个性认知层与语用层进行了分析,勾勒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互文本库,解读普梅“双核时代”的政治轨迹,以及二人在政治价值观和历史观上的不同。普京侧重于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历史领域的互文本。普、梅二人执政初期的历史环境不同,导致政治路线与需求不同,均体现在政治文本的语言个性上。语言个性即是人的个性。从互文性的视角来看,普京侧重稳定自己的权力和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较多选择先例情境等互文格。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政治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个人特色。他偏重于使用源自法律、经济和科学领域的互文本,体现其重视法律和民主的政治观,揭示了梅德韦杰夫重视科技发展和创新型经济的核心观念。通过对互文能力的研究发现,政治主体根据受话人的语言文化共同体类型对互文性进行语用预设,以便更有效地达成政治目的。作为再现事实的方式,话语在政治文本中,互文能力体现了政治主体根据不同政治语境和目的选择互文本的能力,借助互文性所蕴含的伴随意义与评价功能,阐释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性构建的外交关系。从互文性的角度洞悉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观与外交关系,有利于剖析俄罗斯未来发展走向,对我国政治话语体系进行建构。
本研究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理论上,本研究在政治语言学框架内,将互文性与语言文化学、重新语境化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对比分析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差异与原因。在以往研究中,国内学者多针对引文进行互文性研究。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西方与俄罗斯的互文性表现手段,基于对互文性和先例现象两个概念的对比与剖析,提出了互文性的分类,弥补了隐性互文性研究的不足。分析表明,在政治文本中隐性互文性是主要的互文方式,也是政治主体用于掌控意识形态和达成政治动机的主要互文手段。基于此,提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互文性的结构和作用机制方面展开了讨论。对互文性理论和政治语言学理论进行了补充。
第二,在方法上,批评话语分析历来以过于主观受到质疑,因此本研究基于语料库和联想实验的研究方法,用客观的数字和试验结果弥补了这一不足。此种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避免了主观分析可能带来的偏差,还印证了研究框架的有效性,证实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扩展了互文性的研究思路。同时,首次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并结合语言个性理论,深化了对政治文本互文性运作机制的研究。为广大学者提供了思路。
第三,在实践上,以往对于互文性的研究多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物,针对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较少,对俄语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仅有的针对俄语政治文本的研究中,多以普京文本为参照。本研究选取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演讲文本作为研究语料,这两位领导人是21世纪以来对俄罗斯,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导人,普梅的双驾马车共同驾驶了将近20年。因此,剖析二人的政治思想与治国实践,对于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能获得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