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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管责任险已经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十余年,但在上市公司中覆盖率不足5%,这与美国97%的董事高管责任险覆盖率相差甚远,根本原因是引入该保险能否在国内资本市场发挥积极作用有待验证。财务重述是对前期出现差错或者疏漏的财务报告进行的修正,但不少研究指出,管理层通过粉饰财务报表所进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财务重述行为发生,这种性质的财务重述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后果,进而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是一种典型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国外研究认为,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在国内,是否能够通过引入董事高管责任险来减少财务重述发生,进而完善公司治理呢,这值得深入探讨。
在现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一种是董事高管责任险的庇护作用降低了管理层实施利己行为的成本,加剧了代理冲突问题,诱发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种是董事高管责任险引入的保险公司增强了外部监督效果;同时本文提出财务重述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尤其是监督不充分的前提下出现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那么无论董事高管责任险会产生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均能从客观前提或是动机方面对财务重述产生影响,再结合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本就是基于保险合同,所以董事高管责任险和财务重述之间关系密切;另外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机制重要的一环,对董事高管责任险和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根源在于良好的股权结构能够发挥监督作用减少由董事高管责任险的庇护作用带来的代理冲突问题。
本文创新的用财务重述角度来研究董事高管责任险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影响,选取2012-2016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模型实证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购买显著的加大了财务重述的概率,说明在国内资本市场现状下,董事高管责任险更多的加剧了代理冲突问题,促进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而由保险公司带来的外部监督效应则因国内保险业的发展模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分析,本文又从股权结构角度切入,发现当公司呈现股权集中度低、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等特征时,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更能提升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而流通股比例的高低对董事高管责任险和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上述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性建议。
在现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一种是董事高管责任险的庇护作用降低了管理层实施利己行为的成本,加剧了代理冲突问题,诱发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种是董事高管责任险引入的保险公司增强了外部监督效果;同时本文提出财务重述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尤其是监督不充分的前提下出现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那么无论董事高管责任险会产生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均能从客观前提或是动机方面对财务重述产生影响,再结合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本就是基于保险合同,所以董事高管责任险和财务重述之间关系密切;另外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机制重要的一环,对董事高管责任险和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根源在于良好的股权结构能够发挥监督作用减少由董事高管责任险的庇护作用带来的代理冲突问题。
本文创新的用财务重述角度来研究董事高管责任险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影响,选取2012-2016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模型实证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购买显著的加大了财务重述的概率,说明在国内资本市场现状下,董事高管责任险更多的加剧了代理冲突问题,促进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而由保险公司带来的外部监督效应则因国内保险业的发展模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分析,本文又从股权结构角度切入,发现当公司呈现股权集中度低、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等特征时,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更能提升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而流通股比例的高低对董事高管责任险和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上述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