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四十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的制度化进程被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成为以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实验设备昂贵且复杂、研究目标宏大的“大科学”。在以往围绕“大科学”概念展开的探讨和研究中,“国家科学”得到高度关注,而诸如“欧盟科学技术”这样的超越通常所说的“国家科学”的科学技术系统则常常被当作是类似于国家科学的东西加以看待。但这种超越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化进程与国家科学的制度化进程并不完全一致。本文的关注点就在于这种超越国家层面的科学活动的制度化发展过程。
　　 欧盟科学技术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以下三个问题相关,这三个问题是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用“人才流失”、“技术差距”和“欧洲悖论”来加以概括。这三个问题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初生、停滞和飞跃三个不同的阶段,也是欧盟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在不同时期进行科技较量的主战场。
　　 纵观欧盟科学技术发展60年,其发展形式分为跨国家层面(Intergovermental development)和超国家层面(Supranational development)两种形式,由此形成的制度化进程可以分为以跨国层面的科学实验室为主流、到以超国家层面的科学实体发展为主导、再到两者整合协调起来的欧洲研究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强调基础研究,科学实验室集中在核物理、天文、航天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第二个时期偏重技术研发活动,以研发框架为主体,重视能源、信息和生物技术；第三个时期将两种科学发展形式整合,力图促进欧盟层面的创新活动,形成欧洲研究区,对欧盟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率做出贡献。
　　 以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和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为代表的跨国层面的科学实验室体现了欧盟科学技术区别于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制度化的独特特征。CERN在国家核物理研究基本空白、直接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展欧洲层面的科学研究完成制度化进程；EMBL的制度化道路正好相反,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优先发展国家科学；相比于国家科学,跨国层面的科学有着更高的开放性和普遍性,更加注重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更接近科学国际主义的理念,呈现出反马太效应。跨国层面的科技制度化也促进学科的学术纲领和学术编队在更高层面上达到融合和统一。
　　 以研发框架为代表的超国家层面的科学实体拓宽了制度化的边界,其范围延伸到了工业领域,形成了区域、国家和超国家三足鼎立的局面。超国家层面的科学实体则成为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协调沟通平台,形成了创新的多层科技治理模式。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化进程中,欧盟形成了统一的科技法规、导向型的科技政策、指导型研发纲领。虽然欧盟形成了这种制度化所必须的中小型企业股票市场,但实力有限,欧盟层面的风险资本发展相对薄弱。
　　 在超国家层面的科研系统中,欧盟采用了协作决策、分头管理执行的模式,透露出欧盟的主体意识。在欧盟科研系统中,咨询机构发挥的作用最大,这一层面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加注重公平和协调。研发框架作为欧盟科学技术的主体表达,促进了发达成员国的科学家及科学联合体的学术交流,影响落后成员国的科技战略和科技决策。如何使现代科学精神和学术纲领扎根在落后成员国和新成员国,成为欧盟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艰巨任务。
　　 时至今日,欧盟科学技术的制度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伴随着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欧盟科学技术的一体化才能向前开展,使欧盟的科技制度化进程上升到更高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