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对北岛、顾城等传统朦胧诗人的重新审视以及对黄翔、食指、多多、芒克等“被埋葬”诗人作品的发掘研究，朦胧诗中出现的暴力因素日益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不少评论者已经注意到朦胧诗中存在的暴力血腥的意象、灰暗冷酷的色调、绝望抑郁的死亡气息，却往往将其作为对“文革”社会的反映一笔带过，很少系统地涉及到暴力背后的美学机制和价值。正因为此，本文从“文革”的特殊时代背景出发，引入“暴力美学”这一概念，从意象、语言、思想三个方面系统而详细阐述朦胧诗中暴力因素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并发掘出暴力表象下的美学价值。论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来论述：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暴力美学”理论的界定、形成以及发展情况。作为最初广泛应用于电影领域的一个美学概念，“暴力美学”进入文学领域之后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和创新，一方面是暴力的成分被弱化而美学的价值被突出，另一方面是原有美学价值中视觉冲击和力量展示的部分被压缩而强调其精神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尤其是在朦胧诗中，因为诗歌本身就对美学要求较高，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情感的抒发都要求合乎美的尺度，这就对“暴力美学”与朦胧诗的契合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力图对暴力进行美学上的阐释，即暴力并不仅仅意味着直接的武力冲突，也可以体现在对已有的规则或思想进行挑战、解构或颠覆，这就将狭义上直观的肉体冲突和对峙转换为更广层面上的意象、语言和思想的反叛，并关注暴力背后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历史意义。论文的第一章主要从意象方面分析了暴力美学在朦胧诗中的表现。“文革”暴力之下，社会极容易陷入恐慌和非理性的漩涡之中，比如亲人朋友之间的相互批斗、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诬陷和迫害、大规模的武斗等等，这些往往作为客观现实进入朦胧诗中形成具有暴力色彩的意象。具体来说，狞厉的兽性意象反映了“文革”期间兽性的肆虐，反思人性的缺失；恐怖的死亡意象批判“文革”对生命的屠戮和践踏，呼吁对生命的尊重；愤怒的反抗者意象以决绝的复仇姿态向暴虐的社会咆哮、质问，表达了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论文的第二章主要从语言方面分析朦胧诗对于“文革”语言系统的反叛，朦胧诗人用近乎决绝和彻底的方式冲击着“文革”语言的霸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一次诗语革命。第一节怪诞的诗语组合从语法层面来分析朦胧诗中对“文革”语词搭配的反叛，彻底打乱“文革”固有的诗语组合形式，表现出格格不入的风格面貌；第二节冷酷的色调，是对极左思潮下激进乐观色调的反叛，并揭露出热烈的“文革”红色掩盖下社会的千疮百孔；第三节强劲有力的变奏从节奏方面入手，既关注到朦胧诗对于“文革”单一腔调的冲击，也看到了朦胧诗在现代主义的探索上所作出的努力。论文的第三章主要从思想方面分析了朦胧诗对于“文革”意识形态暴力的反叛，这种意识形态暴力的根源是偏激的极左思想，即对现实的盲目乐观和对民族国家发展前景的错误估计。朦胧诗人对“文革”时期的主要思想流弊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动刀”，他们不仅从宏观上批判当时的“造神运动”，将高高在上的“太阳”拉下神坛，揭露这种领袖崇拜的欺骗性，而且涉及到个人情感的性爱禁区，真诚地表达对于正常爱情和性欲的渴求，同时还直接揭露了“文革”极左派对于真实的垄断和掩盖，从个人记忆的层面记录着被时代无情虐杀和迫害的真相。总而言之，经历过“文革”的朦胧诗人并没有对这段历史充耳不闻、闭口不言，而是勇敢地直面现实的残酷，大胆地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朦胧诗中对于暴力的呈现并不以哗众取宠为目的，而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传达着对于自己与时代的真诚的反思，其背后所包含的反抗一切束缚、敢于争天抗俗的巨大精神价值以及冲出极左文学模式的包围后大胆创新所带来的审美价值才是朦胧诗中暴力美学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