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的一百多年里,在“孤立主义”和“反国家主义”思想主导下的美国政府及其军队规模都很小,政府的重点是面向内部事务,对国际事务尤其是政治、军事事务兴趣缺缺。直到二战结束,成为世界领导者很快成为怀有“救世主”情结的美国人的共识,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积累,美国也已有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为其参与国际事务保驾护航。然而,战时和战后初期的经历暴露出的美国政府在军事指挥体制、政府组织体制和决策程序方面的问题却在质问决策者,美国是否拥有与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相适应的国防组织体制。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在美国陆海军发起的,随后席卷美国各界的关于国防体制改组的争论成为杜鲁门执政初期的一大热点议题。从陆军部提出的马歇尔计划到海军部的《埃伯斯塔特报告》再到1947年《国家安全法》通过,整个过程是涉及总统、各军种、各政府部门以及国会等各制度主体的争论、游说和妥协的过程,也是改组方案的内容和范围发生扩张的过程。争端的最后,美国建立起了庞大的国家安全体制网络。建立国家安全体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外交、防务政策在政府高层的协调；对于军方领导人如马歇尔和Forrestal来说,提高各自军种在外交、安全事务中的地位也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标。对于杜鲁门总统来说,则是为了改善军种间的倾轧、斗争状况,提高办事效率,更好的保卫美国安全并承担国际责任。然而,在探究该体制成立的背景、目的和实施状况时,我们发现,上述目的和杜鲁门时期的实际表现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甚至出现了某些偏离,例如,机构整合机制不完善,国家军事部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最终被国防部替代；国务院与国防部沟通协调不足而倾轧斗争有余；各军种间为争夺军事预算而敌对厮杀；中情局在对外行动中的作用出人意料的提高；安委会地位的变更等等。对该机制创立后的状况和最初目的间差异原因的探究成为本文着墨的重点。上述差异的原因首先是美国权力分散和制衡的传统使其在通过任何一部法案时,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使权力更有效率的行使,而是如何使权力更好的受到制衡。也因此整合方案——国家安全法本身不仅存在着条文上的含糊,如对各机构职能模糊定义,而且在整合机制上也存在较大缺陷,如对各军种赋予过大的独立权；其次,杜鲁门时期压缩政府预算尤其是军事预算的作法,更为本就不睦的军种间斗争火上浇油,使得各军种为了争夺更多预算大打出手；再次,国际环境的改变,使美国小政府逐渐扩大,外交和军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军事力量越来越频繁的涉足原本属于国务院一家独大的对外事务领域,无可避免的导致了国务院和国防部间为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激烈斗争；另外,美苏间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冷战”的性质,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大开方便之门,使得中情局的地位提升到了出人意料的地步；再者,NSC不断演变的原因则是其被视为总统禁脔,其地位完全由总统的态度决定。以上种种原因造就了杜鲁门时期国家安全体制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章论述以1947年国家安全法为标志的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包括建立的背景和过程；第二章分析国家安全体制建立的原因和目的；第三部分整理国家安全体制在杜鲁门时期未能实现最初目的的具体表现；第四章归纳国家安全体制在杜鲁门政府时期之所以出现现状和目的间的差距的原因；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并阐述杜鲁门时期的国家安全体制建设对我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