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城市化速度很快,目前城市化比例已达60.60%,但是在迅速发展的背后,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城市化不断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向周边郊区、乡村进行土地扩张,将城中村推向了改造浪潮的顶点。于是城中村顺应城市化的发展,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了改造与拆迁。政府为了安置城中村村民,选择在原来村庄的位置重新建立社区,村民们开始“上楼”了。随着村庄的消失与社区的重建,城中村拆迁村民的身份由村民转变为了市民。但城市的自然环境、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与乡村完全不同,城中村拆迁村民在经历城中村改造的市民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D村属于武汉众多的城中村之一,在2007年按政策要求进行全村的拆迁,经过两年的过渡期于2009年完成了还建社区的重建,村民们又搬回还建社区开始了城市市民生活,距今已有十余年。因此,为深入研究城中村拆迁村民身份认同现状及其形成机制,本文以武汉D村为例,基于社会化理论视角,通过观察法与访谈法,对D村开展了实地研究。研究表明,D村村民既认同市民身份,也认同村民身份,表现出双重身份认同。具体表现为:在城中村拆迁与解体的同时,村民代表们建立了以全体成年村民为股东的股份制集体经济。两年后还建社区建成,拆迁村民群体与小部分外来人口一同搬进社区,形成二元化社区结构。村民们经过十余年的城市社区生活后,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化与再社会化,通过主动接受或被动调试的方式,逐渐产生了城市社区认同与市民身份认同,同时,由于再社会化的不完全,村民们依旧保持着对原来村庄的眷恋以及在利益中表现出对村民身份的不舍,保留着对村民身份的认同,呈现出双重身份认同,并没有完全的市民化。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村民群体经过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化产生了市民身份认同,二元化社区结构又对此认同进行强化;第二,村中的集体经济分红成为村民身份标识,维系村民的村庄认同,长期的经济利益又强化其村民认同;第三,社区空间同位特性使村民们找回村庄归属感,社会网络的重建与邻里效应的持续作用,加强村民之间的相互认同与村民身份认同。同时,拆迁村民们的双重身份认同会使其被标签化与污名化,并逐渐走向城市结构边缘成为城市边缘人,给村民群体市民化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想要对此进行消解,政府应采取善治与推行多元混居的方式,改善拆迁村民群体的边缘弱势地位,推动村民群体的发展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社区应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强化社区文化建设,加强城市文化在村民群体内的传播,使村民群体内化城市市民身份的行为标准与价值观念,进一步完成发展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同时,村民群体自身应发挥能动作用,将社会要求与市民角色期待内化在“客我”中,并通过社会媒体重建村民群体的形象,改善其他群体的刻板印象,减少拆迁村民群体的污名化,共同推动村民群体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