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近年来,随着政府卫生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促进健康绩效的提升是卫生政策研究亟需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对政府卫生支出的研究多限于总量、流向等方面,而对于政府卫生支出是否真正产生健康绩效的研究则较少。随着医药卫生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交易成本对卫生投入产生的影响逐渐增加,并间接影响了政府卫生投入产生的健康绩效。因此本文希望从交易成本这个全新的视角对政府卫生投入的健康绩效进行研究,为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政府卫生支出的健康绩效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让政府卫生支出能够真正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方法:通过文献研究,结合数据可得性,选取能充分表达健康绩效的指标,并选取对健康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在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宏观健康生产函数,基于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别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分析当前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绩效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政府卫生支出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定性分析,探讨当前政府卫生投入在产出健康绩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和城镇化率对健康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人均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和城镇化率的提高能有效提高健康绩效,而个人卫生支出对健康绩效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区域层面上,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健康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个人卫生支出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西部地区对健康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城镇化率和文盲率分别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对健康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健康绩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非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健康绩效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结论:本文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存在规模不足与效率低下并存、卫生资源利用效率需进一步提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逐渐加大、政府卫生支出中交易成本日益增加、各地区健康绩效差异较大及健康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等问题。可通过以下措施提高政府卫生支出的健康绩效和缓解健康不公平现象:加大政府在边际收益较高的地区和领域中的投入;医改重心持续下沉,促进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合理划分政府责任,制定差异化卫生投入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在健康推进行动中加大对社会因素的考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