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理论界，还是我国的实际，都认为经济增长情况主要是由投资决定，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又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而且可以说居于“三驾马车”之首。除了直接推动经发展，投资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经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放缓。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来的是，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人口红利时代的过去，以及新一届中央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之前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的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求提高投资效率。　　然而，事与愿违，综合现有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投资非效率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但是表现不尽相同。在国有上市企业中，更多表现为投资过度;在非国有上市企业中，更多表现为投资不足。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以下几点可能是造成国有上市公司投资非效率的原因:第一，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国有上市企业兼有盈利性和公益性双重属性，它们既担负着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又不得不为了一些公益性的目标投资于一些公共产业。然而，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犹如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第二，国有企业更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为全体公民，全体公民并不实体化，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政府再将管理权委托给经营者，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不一致，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内部人既可能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过度投资;也可能为了贪图享受和闲暇，造成投资不足。第三，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往往有强烈的动机干预国有企业的投资。政府往往面临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社会任务，政府官员也有政治升迁的压力，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掌握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因此，政府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压力转移给国有企业，造成投资非效率。　　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上市公很少承担公益性的投资，产权关系也更加明确，“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并不突出。但是，非国有企业由于没有政治背景，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因此，相较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非国有上市企业更容易产生投资不足。无论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都是投资效率低下的表现。　　由于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政策扶持等原因，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制度环境差异也很大。东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更快，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更少，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法治化建设水平也更高。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政府出于自身需求对企业的干预更频繁，金融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建设也明显落后。　　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是否有影响，哪些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大，哪些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哪些制度环境因素对国有上市公司影响大，哪些制度环境因素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影响更显著，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非常有意义。　　以往学者们对制度环境和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除金融企业外的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而较少考察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加之樊纲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只有到2009年的数据。本文选择了2005-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制度环境水平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　　以往学者们大多从制度环境一个方面出发，研究其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较少有学者专门研究制度环境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制度环境和投资效率之间再加入产权性质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更少。本文希望能够探讨制度环境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制度环境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哪些制度环境因素对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大，哪些因素对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大;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既可以丰富投资效率的研究视角，又可以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本文的逻辑框架如下:先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框架和创新。接下来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对文献进行评述，提出研究空白。然后对本文要用到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本文要用到的理论基础。然后进行理论推导，提出研究假设。为了对假设进行验证，选择了样本数据，对变量进行了定义和赋值，并设计了研究模型。最后对文章进行总结，并提出对策建议，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本文的需要以及参考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本文将采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对论点进行论证。本文第二章，先对国有内外有关制度环境与投资效率，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制度环境、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并提出了研究的空白。第三章，对本文研究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理论基础，为后面的章节奠定理论基础。第四章，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演绎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为了对第四章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第五章选了研究样本，进行了变量定义，并设计了研究模型。第六章，利用模型对数据行了分析，对第四章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分析。为了研究产权性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不同产权性质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分组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国有和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以探讨影响的差异。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政府干预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负相关。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越低;政府干预程度越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越低。法治化水平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法治化水平越高，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越高;法治化水平越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越低。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过度的现象更为突出，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的现象更为突出。政府干预与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负相关，对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的影响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与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与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负相关。法治化水平对国有和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的影响都不显著。　　基于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的政策建议。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国有企业领导薪酬体制的改革。加快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既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又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引入了新的血液;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不同类型企业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支持，对不同企业实现差异化监管。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在法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做到执法必严;在违反的处理方面，需要做到违法必究。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完善公司治理，对投资者进行普法教育。　　本文不同于以往学者的创新之处在于:本文选择了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之前学者们大多以除金融行业之外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专门研究制度环境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有意义。由于樊纲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数据只更新到2009年，出于严谨的考虑，本文选取了2005-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和以往的学者们大多采用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政府干预程度的替代变量不同，本文采用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作为政府干预程度的替代变量，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总资产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