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加深,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动能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对数字经济生产效率进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助力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本文通过对数字经济内涵及其测度方法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明确了本文的数字经济概念及其特征,基于经济学对效率的研究,提出数字经济生产效率的概念,认为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是数字经济中传统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要素转化为数字产业自身效益和数字技术社会效益的综合效率。第二,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生产效率理论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的指标体系,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 2014-2020年中国29个省市的数字经济生产效率。一阶段SBM模型测算结果表明,在2014-2020年期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变化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更接近生产前沿面,广东省的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始终处于有效状态;通过二阶段SFA回归发现,三个环境变量对数字经济投入的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持力度对数字经济的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互联网普及率对数字经济生产效率的作用显著为负;剔除环境因素后的中国整体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明显低于一阶段整体水平,环境变量的存在高估了中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从分布上看,中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呈阶梯状分布。分区域来看,中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第三,根据第三阶段的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值,采用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方法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变状况。核密度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总体具有长期向好的趋势,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分布呈现时序的不稳定性,中部地区稳步提升,西部地区差异缩小;马尔科夫链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的生产效率容易陷入“低效率循环”,数字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其生产效率很可能会一直处于落后阶段,而高效率地区则会一直保持领先优势;空间马尔科夫链的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空间因素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作用,某地区若与高效率地区为邻,其数字经济的生产效率更易得到提升,反之,其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则更难得到提升。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中国应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研究,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市场环境,加大对数字产业的扶持力度,发挥数字经济高效率地区的带动作用,加速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数字经济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