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问题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全盘西化，二是新儒家的道路。全盘西化，就是中国抛弃固有的全部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以此为基础建立民主和科学。新儒家的路则不同。新儒家反对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与民主与科学并不矛盾,中国文化能内在的生成民主与科学,能为民主与科学提供坚实的形上基础。牟宗三先生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为解决从中国文化内在生成民主和科学的问题,提出了良知坎陷说。良知坎陷说以中国儒学为基础,大胆吸收借鉴佛学和西方哲学。牟先生指出：良知可以经过坎陷,从动态转为静态,由此生成执。执就是认知心。这样一来,科学和民主就有了形上基础,民主制度和科学就可以建立起来了。良知坎陷说的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文化产生民主和科学的问题,为中国文化开辟了新的境界。良知坎陷说为解决中国文化内在生成民主和科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但这是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思路呢？实际上不是的。在中国文化中,还存在一个重智的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这一传统最早在中国人观察天象的过程中产生。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为了农业生产,必须掌握天象节气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中国的天文学和历法学。这是中国重智传统的萌芽。后来,这一传统在荀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荀子系统总结了中国先秦时期的认识论和知识论,构建了一个认识论体系。实际上,如果荀子的思想在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上得到重视,完全可能以荀子的思想为基础发展出丰富的中国的认识论来。所以,良知坎陷说只是解决中国文化产生认识论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果采用别的方式,也能解决这一问题。良知坎陷说解决的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认识论问题。良知坎陷说对人类认识论和民主制度和理论的发展有没有贡献呢？实际上是没有的。良知坎陷说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不是完善民主制度问题。良知坎陷说只是解决了一个历史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如何产生民主和科学的问题。良知坎陷说提出后,受到很多质疑和批评。有人认为良知坎陷说是“道德产生知识”,这种批评是不准确的。之所以如此,在于持这种态度的人,没有理解儒家思想中,关于良知的范畴的含义。自由主义者认为良知坎陷说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心态,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这种批评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民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天主教学者从西方宗教的立场上批评良知坎陷说,这并不应理。良知坎陷说为解决中国文化产生民主和科学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在良知坎陷说中,中国文化产生民主和科学这一问题已经解决。良知坎陷说,有其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