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传统、法律和科学思想，因为他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的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哈佛大学前副校长A．L．洛维尔1934年起源可以有很多解释，但解释必须要有起源。——笔者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与研究缘起人类接受教育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自给自足，即自学；二是师生之间的市场交易，如家教；三是通过学校接受教育。“既然市场交易就能够解决教育问题，为什么还需要大学?”对于大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问题，笔者将其定义为“大学的本质问题”，并用现代企业理论的方法来分析它。现代企业理论肇始于罗纳德·科斯1937年的那篇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至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这一理论已经比较成熟。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一个分支的现代企业理论，与大学研究通常所采用的人文的、历史的、社会的分析方法很不相同，它主要研究企业的本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企业内部的等级结构与资本结构等内容。虽然它至今还没有直接讨论过大学，但这一理论对我们分析大学问题却很有启发意义。大学的本质问题是笔者2001年为学生讲授《现代企业理论》这门课程时首次提出的。当时笔者给出的答案是，“大学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它比师生之间的市场交易更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是指为完成一项交易而支付的搜寻交易对象、与交易对手谈判并监督交易执行的所有成本，简单地说包括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教育问题，每完成一门课程的教育，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支付很高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而通过大学来接受教育，教师只需要与学校签订一个合约就能够完成与所有学生的交易，而学生也只需要一个合约就能够完成与所有教师的交易，这对交易成本的节约是巨大的。所以，“大学本质上是一个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契约组织”。这一研究范式是科斯主义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将企业的存在归结为交易成本的节约。2003年5月，北京大学开始推行教师聘任与职务晋升制度改革，准备全面引入美国大学盛行的“终身教授制度”(Tenure-system)。此一举措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社会人文学者为代表的“大学功能或者理念学派”，他们认为“大学是人类社会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思想和实验的高级保护力量"，“是人类诸多文化的保管者、理性进程的监护人”，强调大学在真理发现、知识创造以及社会批判方面的超脱性，反对用终身教授制度所内蕴的企业的逻辑或者经济的逻辑来改革和管理大学。争论的另一方则以北大教改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张维迎等人为代表。张维迎从其擅长的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先后两次对北大的教改方案做了长篇说明，指出终身教授制度的逻辑符合大学的逻辑，其实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大学功能的实现，强调可以在企业逻辑的基础上针对大学的特点进行制度创新来对大学进行改革和管理。争论双方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们的思想对我们深化对大学的功能、使命以及大学内部制度安排的认识并寻回20世纪在中国逐渐缺失的大学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自始至终都关注着2003年这场堪与蔡元培当年改革北大相媲美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癸未变法”，并对争论双方都投以无比的敬意，不仅因为他们的争论长养了我的智慧，更是因为在整个争论过程中他们籍着大学争论所表现出来的希冀中国健康发展的恳切心愿。不过，笔者也发现，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没有从“市场条件下的大学何以产生”这一更为根本的层面去思考问题，这使他们的观点有如颗颗熠熠生辉的珍珠，却未必构成了一串串完整的项链。事实上，如果不先讨论清楚大学的本质问题，我们也很难为大学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那么，纯粹市场条件下的大学到底是因何而产生的，大学的本质与大学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逻辑关系，大学的本质是如何左右着不同体制下大学内部的制度变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笔者2004年提交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申请书《大学的本质问题：一个科斯式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这一项目的资助，使我能够对相关问题做更为深入的研究。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篇博士论文，正是这一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的结构安排与研究结论本文共分5章。第1章讨论大学的本质问题；第2章讨论大学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第3章讨论大学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第4章讨论大学的治理结构；第5章则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中国大学的若干制度设计。各章的具体研究分述如下：第1章“大学的本质问题”本章首先提出了大学的本质问题，并指出这一问题提出的重要意义；其次对现有的有关大学本质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再次提出了大学的交易成本本质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大学的规模确定；最后总结了大学体制的连续谱系，指出在任何体制下大学都具有“经济第一性”、“公益第二性”，从而为不同体制下大学的交易成本本质观的应用铺平了道路。本章的开拓性认识至少有五点：一是将人类教育的方式归纳为三种，并以此为基础改变了“大学何以存在”的提问方式，从而为新的分析方法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二是认识到“大学功能／使命”与“大学本质”的不同，从而为社会人文学者与经济学者的研究领域划定了界限；三是发现大学作为一个中心签约人，与教师和学生签订的合约是不同的，前者是要素市场上的合约，后者是产品市场上的合约，从而澄清了“学生是学校的产品”、“学生是学校的内部成员”之类的错误认识，并为认识大学的教师制度安排与学生制度安排提供了的新的切入角度；四是区分了大学的组织规模与生产规模，并总结了这两类规模的确定模型；五是提出了大学体制的二重性模型，论证了公共教育体制实际上是非营利体制的一种特例。第2章“大学教师的剩余收益分享与终身教授制度”本章在大学的交易成本本质观和大学与教师的要素市场合约关系的基础上，将终身教授制度理解为教师在非营利性条件下间接分享大学剩余收益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与传统的认识是相当不同的。其论证思路是，教师作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和大学专有性程度最高一种生产要素，被内部化后，需要通过剩余收益分享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而非营利性大学没有股票，也不能分配剩余，只能通过长期雇佣的方式让教师间接分享剩余收益。为证明这一认识，本章在第一部分提出了有关终身教授制度的八个问题，经过第二部分其他观点的质疑和第三部分对终身教授制度本质的界定后，在第四部分开始对终身教授制度的剩余收益分享观进行逻辑检验，以考察其对前述八个问题的解释力，分析表明，终身教授制度剩余收益分享观对这些问题很有解释力。第五部分实际上是单独考察终身教授制度剩余收益分享观对何以会有终身后评估制度这一问题的解释力，如果把终身后评估制度理解为大学和教师之间关于合约条款的动态调整，它与终身教授制度剩余收益分享观的逻辑是一致的。这证明终身教授制度剩余收益分享观是站得住脚的，是大学交易成本本质观的逻辑结果。本章在分析的过程中，还澄清了如下认识：一是终身教授制度不等于终身雇佣制度；二是终身教授制度不同于“合伙人”制度；三是与短期合约相比，终身教授制度具有成本比较优势；四是对未获终身教职的教师而言，终身教授制度是一种期权；对已获终身教职的教师而言，终身教授制度是已经行权的期权；五是对教师而言，终身教授制度是一种激励机制；对学校而言，终身教授制度是一种风险投资机制。第3章“大学与学生之间的血缘性市场合约”本章的一个重要创新是提出了“血缘性市场合约”这一新概念，并总结了血缘性市场合约的连续谱系。血缘性市场合约形象地描述了大学与学生之间一旦签约就终生无法脱掉干系的特殊的长期市场交易关系，如同父子之间一旦确定血缘关系就终生无法改变。由于大学与学生之间是市场交易关系，所以双方要商讨交易价格即学费的确定问题；由于大学与学生之间是长期市场交易关系，所以双方还存在着剩余控制权的分配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问题；又由于大学和学生之间是血缘性的市场合约，即使交易结束后各自的行为还会深刻地影响对方，所以双方不仅事前要慎重选择交易对象，同时还要设计相关制度以使事后的相互影响是积极的。本章分四个层次对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上述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到的新认识有：大学与学生之间的交易对象是知识，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也不是学校的内部成员；知识价值与知识价格是两个概念，在大学与学生之间的知识交易中，只有那些能够被定价的知识才被能卷入到交易中来；市场体制并不会导致学校的高收费，而公共教育体制下的国家拨款也不能够改变学费的知识交易价格属性；由于大学比学生的存继期更长、交易频率更高，更在乎学校的声誉，大学应该对学生拥有剩余控制权；为扶助学生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应该更多地克服学校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以不损害自由交易为前提：保护学生的自由选择权、转学权和退学权这三种权利、推行学券制、以市场化的方式资助学生等克服学校机会主义行为的这些方式是与大学的本质一脉相承的；校友的捐款可以理解为是学生学费的一种事后补偿，而奖学金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优秀校友事后贡献的事前支付。本文同时还厘清了大学与学生的知识交易与文凭交易之间的关系。指出仅仅是满足纯粹的知性需要，学生不需要大学颁发文凭的，因为所得几何，学生冷暖自知；当学生还有就业需要的时候，学生就需要大学文凭，以降低因知识的“无形性”和“人身依附性”所引起的向雇主证明自己能力的信号显示成本。正是大学与学生之间的文凭交易，使得大学与学生之间建立了血缘性市场合约，但是文凭交易并没有改变大学与学生之间的知识交易关系，因为文凭作为一种有助于学生显示信号的工具，不过是大学销售知识的一种促销工具。第4章“基于非营利性的大学治理结构”本章是在大学的非营利性基础上讨论大学的治理结构，因而首先讨论的是大学的非营利性。这部分得出的第一个创新性的观点是，大学的非营利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先在的原因，不能够先验地成为大学制度设计的基础。由于非营利性大学比营利性大学更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营利性的大学只能被限定在一个较为狭窄的范围内，特别是在那些不需要与学生签订“血缘性市场合约”的领域内，本部分随后总结了营利性大学得以存在的三个基本条件。但是非营利性同时也会导致大学出现所有者缺位、竞争不足和绩效评价困难等问题，这意味着非营利性只是大学基业长青的必要条件，大学还需要设计大学治理结构等制度来解决非营利引起的各种问题。本章第二个贡献是在讨论大学的治理结构设计的过程中，开发了一个妥善处理董事会、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三维治理结构”模型，指出校长应该职业化，要通过多种制度设计在教职晋升、行政领导遴选等各个层面都实现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衡。本章最后讨论了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治理，并发现其利益相关者治理所表现出来的“强共同治理，弱相机治理"的显著特征，指出大学不应该实行“非营利治理模式”，因为非营利性治理并不是一种明确的治理模式。第5章“我国大学的若干制度设计”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章重点讨论的问题有四个：中国大学的市场化改革、转轨时期的终身教授制度、学生权益的保护制度、大学自治与治理结构设计。得到认识有：对大学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符合大学本质的客观要求，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行；终身教授制度能够大大提高教师的劳动生产率，也应该因地制宜地去实施；学生各种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设应该维护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平等交易关系，这符合大学本质的客观要求；赋予大学自治权，改革高校的领导机构，尝试、创新、推行大学的治理结构建设，是大学高效率运行的前提条件。大学的改革以大学的本质理论为指导，成功的可能性才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