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重要手段,证据问题是仲裁程序的核心,同时直接影响仲裁结果。在诸多证据种类中,文件证据因其直接、客观、可靠,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首要选择。但由于不同法律文化的差异——普通法系的证据开示、披露制度与大陆法系无相关制度的差异,使得国际商事仲裁中不同法系的当事人对文件证据出示程序难以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因协商花费大量时间造成仲裁拖延。为了协调法律文化冲突,国际组织、各国际仲裁机构纷纷制定仲裁规则和专门的证据规则,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文件证据的提交程序,共同构成国际商事仲裁文件证据出示规则。这些规则是对一般实践的总结,体现了国际商事仲裁中对于文件证据如何出示的共识,同时也受法系和价值的影响,存在各自特色。其中,2010年《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取证规则》(以下简称《IBA证据规则》)获得了普遍认可,成为多数国际商事仲裁案件的选择。而2018年12月出台的偏向大陆法系特色的《关于高效进行国际仲裁程序的规则》(以下简称《布拉格证据规则》)与《IBA证据规则》呈现明显差异。虽然中国国际仲裁机构受案量位居世界前列,但长久以来,在中国(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进行国际商事仲裁其文件证据出示与国际普遍做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少国内学者批评我国仲裁证据规则“诉讼化”、“本地化”,未能与国际接轨,这将影响各国当事人选择在中国仲裁,不利于提升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竞争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分析发现国际仲裁中诸多文件证据规则的共识和差异,发现国际商事仲裁最为通常的做法,从而发现我国国际仲裁与之的差距,如当事人请求证据出示以及法院协助仲裁取证等制度的缺失、案件管理会议规则不完善以及依赖民事诉讼证据而较少适用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规则,并提出完善建议。本文主要比较各仲裁规则中文件证据出示条款,分析国际商事仲裁文件证据出示的普遍共识与各自特点,针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文件证据出示的不足与差距,提出建议。第一章对文件证据出示规则的发展进行概括分析。首先明确了文件证据及特点,一是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文件证据是不拘于纸张形式的任何可供阅读的证据材料,包括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二是文件证据形成于争议发生前且不易被篡改,使得其有客观、稳定的特点,因此成为仲裁最佳证据。其次,说明文件证据出示规则在国际组织的推进下,从法系冲突中逐渐协调的趋势,并在协调中多元化发展。普通法系广泛的开示或披露制度与大陆法系有限的证据出示互相借鉴融合,使得国际商事仲裁文件证据出示有协调的基础,但协调不意味着同一,关于文件证据出示的规则仍然存在差异。尤其是《IBA证据规则》与《布拉格证据规则》在文件证据出示事项上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偏向。第二章对各仲裁规则和证据规则中的文件证据出示条款进行比较,分析其共同点与差异。为了提高仲裁效率,大多规则确立了案件管理会议与程序时间表制度;当事人主动出示其依赖的文件证据,也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对当事人被要求出示文件证据,各规则有不同的态度:《IBA证据规则》因其对普通法的借鉴融合,对请求出示证据并不排斥,而《布拉格证据规则》因其大陆法和注重效率的特色,鼓励当事人和仲裁庭避免文件证据出示。除此之外,《IBA证据规则》还详细列明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出示证据的条件、被请求方当事人拒绝的理由。而其他规则大多只表明保证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以及仲裁庭要求出示的证据应符合“相关性和重要性”条件。当事人拒绝仲裁庭的出示命令,仲裁庭可以对其不利推定或请求法院协助仲裁取证,大多国家依据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27条确认了对仲裁地在本国的国际仲裁提供协助。第三章以第二章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共识或普遍做法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文件证据出示的差距并针对其提出建议。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中文件证据出示与国际存在较大差异在于,文件证据出示规则倾向于参考民事诉讼规则的现状;与其他国家相比,仲裁法中缺少请求当事人出示证据和法院协助取证制度;仲裁员对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规则掌握不足。对此,相应地修改我国仲裁法与仲裁规则,强调仲裁与诉讼的区别;增加请求当事人出示证据及法院协助取证制度;完善案件管理会议及时间表;提高仲裁从业者运用证据规则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