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翻译活动的繁荣和翻译研究的深入，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译者自主”的概念，承认译者在翻译准备、实际翻译和译作出版三个阶段均享有自主。并进一步借助产生于本世纪70年代的系统论观点，界定和阐释“系统中的译者自主”的概念内涵及影响因素，认为“译者自主”与译者在整个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地位有关，表现为身处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中的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受到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作出回应，这种回应会直接反映在出版的译作当中。 在论证过程中，选用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代表作之一《西风颂》一诗作为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结合该诗创作背景和作者情况，综合考察其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和传播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原始资料收集工作。经过广泛搜索，获得64本内有《西风颂》中文译文的出版物。按照年代顺序，将64个译文分成四个阶段(1923-1949，1950-1965，1966-1976，1977-2004)并运用统计手段进行分析，借助图表清晰再现各阶段概况，结果显示：从1923年郭沫若翻译并出版第一个译本到2004年的82年间，先后有25位译者的译文问世，有些译者出版了不止一个版本的译文，其中一些译文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版；遍布全国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47家出版单位参与了出版工作，出版社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各个阶段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历史特点。 诗歌翻译涉及到的人文现象是极其丰富的。它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进程的积极演绎轨迹。这是一个必须诉诸历史才能说明的问题，诗歌翻译的一切变化无不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有关，与译者队伍的更新、译作共享范围的扩大、汉语言的演变、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过渡及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等等现实条件有关。正是中国的现实决定着外国诗歌翻译的历史取向，决定着它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所以，外国诗歌的翻译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静态系统，而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和适应的开放系统，它并不把已完成的译诗看作完满静止的结局，在它的发展历程已达到的目的只是正在消失的环节，而超越和淘汰才是艺术上的成功。 在此基础上对所涉及的出版社、译者和译文形式进行深入探讨。结合系统论观点，重点引入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三个影响因素，将《西风颂》这首70行的抒情诗的翻译情况放在诗歌翻译、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中，从历史演进的的角度考察四个不同阶段中的系统演变和各种因素力量变化。并且在综合评估所有译文后，从中选出了两个代表性的文本(郭沫若1923；江枫1980)，重点从语言学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从而使整体论述更加完整。 受篇幅限制，文章重点探究：1)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变革；2)赞助人：国家机器，出版社，经济，市场，专业人士(编辑等)；3)诗学：翻译文学在系统内的位置演变；英诗汉译理论的形成和完善；新诗和白话文的演进。 本文借鉴新的翻译理论观点来分析中国翻译历史和现实问题，从译文在出版物中的呈现形式出发来分析和探索译者如何在整个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实现自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一定价值。译者在与上述影响因素的互动最终决定了译者自主的程度。由此得出结论，译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主，这种自主总是相对的，受到限制的。正确认识译者自主，有助于对翻译现象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全面考察各种影响因素，能够更科学合理地指导翻译实践和评论，促进翻译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