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在“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后逐渐完善成为中央王朝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把土司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当中,给予土司极高的荣誉和世袭的权利,同时对土司的承袭、朝贡、赋税、征调都作了规定,并对土司的不法、失德行为给予处罚,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对土司进行罢免、废除处理。这种制度的同一性规定,不能解释土司制度的约束对象的差异性,即土司的差异性。土司的差异性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土司存在的时间,有的土司存在长达数百年,而有的土司只存在数月。土司制度的同一性与土司的差异性,是土司研究应该加以注意的学术领域。　　土司制度之下的“永保土司”也有差异性的存在,其主要表现在历史传承、区域位置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永保土司”彭氏家族自五代就入主溪州地区,其辖地湘西酉水流域靠近中原地区,这里居住着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土家族。在多重因素复合作用下,“永保土司”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其他土司。本文以“永保土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王朝更迭时期“永保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永保土司”战功、朝贡与中央王朝的嘉奖,土司制度对中央王朝与“永保土司”关系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剖析“永保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特殊性。希望能在土司制度的普遍性前提下,揭示出“永保土司”政治行为的特异性,以及“永保土司”与中央王朝的特殊关系,以此丰富土司制度史研究的内涵,并对湘西地区的当代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土司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很多问题却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时至今日,不少史学工作者依然把土司视为一种落后、愚昧的象征,坚持认为“改土归流”是社会制度的飞跃。然而这样的结论印证到“永保土司”身上,却与史实相左。永顺土司“改土归流”之后,末代土司彭肇槐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赏赐,被正式赐封为贵族,且委任为参将,世袭了三代。“改土归流”后的永顺、保靖地区虽然改建为府、县,但其基层建置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仅仅是将“旗”、“峒”分别改为“保”和“里”。这种对土司形象的简单化处理,不能真实地反映土司的本来面目,自然会对现今的土司旅游开发产生消极影响。本文研究“永保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仅仅是为了复原土司历史的面貌,揭示“永保土司”的特点,而且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为湘西地区现代化发展提供来自历史的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