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公民身份教育是教导高校学生落实自身公民身份,为高校学生承担公民角色做好准备的一切教育活动。它包括教导高校学生如何实现自身权利、增进社会责任,并懂得如何突破狭隘的民族与种族边界、尊重差异与多元文化,最终在追求善好世界的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高校作为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秉持交往理性交流、对话的场所,能够利用其批判的职能制衡政治体系以及经济体系对公共空间的吞噬,是实施公民身份教育最关键、最重要的场所,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一般说来,主要发达国家在实施高校公民身份教育的过程中都倾向于民主主义的公民身份价值取向,在教导学生落实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强调自身利益的实现、社会责任的履行,并十分注重学生全球公民身份的培养。因此,发达国家在考察或评测学生公民身份的落实情况时,都是围绕上述公民身份的理念,从学生的知识、态度与价值观、行为三个维度展开的。主要发达国家的公民身份教育指标体系,包括了学生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理解与他们所持有的态度;学生对各类社会、政治知识的掌握以及他们对社会事件、政治事件的态度;学生对参与社会事务、政治生活所必须的各项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他们参与社会事务、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主要发达国家的高校在施行公民身份教育的路径上,存在一个主流的趋势——通过参与型高校的构建进行公民身份教育、落实高校学生的公民身份。将高校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职能充分地与更广泛的社会进行融合,在服务型学习、参与式研究以及学术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贯彻公民身份教育,实现高校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共赢。在发达国家公民身份教育基本精神的启发下,对高校实施公民身份教育的基本精神、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采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编制问卷的基本流程,依据访谈与相关理论构建指标体系、编制题项,形成《高校公民身份教育问卷》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从问卷所呈现出的各项指标来看,研究最终确定的调查问卷均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可以用于广泛性的问卷施测。通过问卷数据分析,得知高校公民身份教育呈现出以下总体特点:1、高校学生实际掌握的公民知识以及公民参与能力相对欠缺,与他们对自己的期待不符。2、女性学生对成为一个好的公民的意愿更高,男性学生则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到公共事务与政治生活中去。3、理科生的公民参与能力强于文科生。4、大一年级学生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最好,大三年级学生的效果最差。5、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的学生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最好。6、专业排名靠前的学生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优于专业排名靠后的学生。7、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学生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优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学生。8、在公民知识的储备与公民行为的表现上,学生干部并不比非学生干部存在优势。9、总体而言,父亲的学历越高,学生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就越好,但在硕士这一水平上出现了“倒挂”现象。10、父母职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学生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好于父亲职业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其他劳动者以及无业的学生。11、学生自身与母亲无宗教信仰的学生在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上比有宗教信仰的学生更好。个人经历、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均会对高校学生的公民知识、公民意识、公民行为、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总体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当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时,有些因素的影响被削弱了。最终结果表明:1、家庭教养方式是影响高校学生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重要因素,但是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被教育抵消了。2、高校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越高、对自身权利实现得越好、校内同伴关系越融洽、师生关系越好、教师教学与科研水平越高、学生对学校的投入程度越高,高校学生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越好。3、学生对政府越信赖其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越好。4、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越强、国家认同感越高,其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效果越好。依托发达国家公民身份教育的基本精神,结合我国高校公民身份教育的现状,构建出高校公民身份教育的五条实施路径。第一,重视对高校学生公民知识与公民行为的培养;第二,讲究因材施教,针对不同高校学生的不同特点实施公民身份教育;第三,结合高校学生家庭的力量开展公民身份教育;第四,提升校园环境与氛围,打造“参与型高校”;第五,培养高校学生理性批判能力,塑造全球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