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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学东渐,随着现代西方的法制、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范式的全面导入,古典中国的法律制度结构与法律知识体系开始出现断裂,并且迅速解体。在这种语境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的叙事范式也被逐步“建构”起来,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其间,虽然屡经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变迁;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法律史的叙事范式基本处于西方法律知识系谱的“认知控制”之下。本稿试图追问的是:这套知识体系究竟是否能够有效地运用于“体悟”中国古典时代的法律制度呢?另一方面,过去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大抵囿于官方的法律典章和正史记载的解读,即便冠以中国法律文化史的某些研究,情形也是如此。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资料尽管颇能反映古典中国法律制度或者法律文化的面貌,但是,毕竟也有缺陷。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法律典章难免“理想”建构的情形,正史记载也难免遭到“点窜”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正史记载基本属于帝皇将相的政治活动和法律活动,对于“处江湖之远”的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显然记述甚少。据此,本稿考虑用带有民间色彩的包公故事来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把它作为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定的视角。 本稿分为三章,现在,稍作介绍如下。 第一章:“学术史与方法论”。鉴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课题,而且涉及历史领域;因此,有关本稿采取的学术姿态与研究方式,很有必要作出全面透彻的解释。首先,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式给予必要的梳理,以期勾勒本稿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而指出,解读中国古代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与法律意识,对于我们把握中国法律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次,通过考察“档案、正史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指出,文学故事不仅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的样式,它们对于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和律意识的叙事,具有档案和正史无法替代的价值。再次,从“公案”文学角度看,它们与中国古代判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说的直接一点,这些故事原本就是出自司法档案文书。最后,所谓“法律文化”研究,就是对于法律蕴涵的“意义结构”的解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稿提出在“语境”中解释法律文化“意义结构”的设想。而“语境”的建构,必须考述相关的历史事实;否则的话,所谓“语境”的说法,也就无从真正落实。据此,“考证、语境和意义”由此获得一种内在的关联。 第二章:“关于包公的三种叙事”。包公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清官的典范;然而,包公又是怎样成为民间清官故事的“母题”的呢?进而,历史上的包公与民间故事中的包公又有怎样的关联呢?这是我们在研究包公故事时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通过考察作为历史叙事的包公形象,本稿认为,包公具有孝亲、忠君、清廉、爱民、刚毅严猛、不畏权贵的特征;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文学叙事的基调。其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法律人物,包公自身对于政治和法律又有一些什么想法和论述呢?本稿认为,鉴于仁宗时代“吏治偷惰”的局面,包公政治思想的要旨在于:一是重建官僚的忠君和爱民的道德理想;二是完善官僚的选拔和考核的制度安排。包公的法律思想的基点在于:一是谋求天道、民意和法律的协调;二是维护皇权和刑法必须符合中道。最后,民间的包公信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稿详尽地考察了包公故事的“作者和读者”与包公流播的基本脉络;并且,与历史叙事中的包公形象作了必要的比较。总之,民间叙事中的包公形象与历史叙事中的包公形象,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背离的地方。这种背离,不仅在于许多故事与包公本身无关这一方面,而且在于神化包公。必须指出的是,只有通过这种神化,包公才能获得“穿越”阴阳两界的神性力量,从而担当怎拯救细民百姓的使命,才能成为“权威”与“正义”的象征。 第三章:“包公故事的法律阅读”。本稿考察的包公故事涉及话本、戏曲、说唱、短篇小说专集、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各类文学样式,共有二百七十一个故事。通过仔细辨析每个故事,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刑事案件;与此相关,作为描写司法审判的“公案”故事,也就必然限于刑事审判场域。首先,本稿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刑法”中心的特质,与包公故事的描写颇为一致。在包公故事里,剔除重复的案件,刑事案件共有一百四十八个:进而,通过详细解读这些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我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包公故事的描写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基本吻合。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判犊文书有关:换句话说,它们大都出自司法判赎文书,或者是对于司法判犊文书的改编。在这个意义上,把它作为法律文化研究的资料,应该.没有问题。其次,本稿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司法文化具有“集权”的特征,出于维护皇帝“集权”之目的,司法审判也就难免专断。在包公故事里,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凸现和张扬“暴力”的价值取向,这是维护皇权所必不可少的东西。通过解读包公故事描绘的司法审判场景:权力关系、司法空间与司法仪式,本稿对于“集权”与“恐怖”的司法特征,作了非常详实而有力的解释。 总之,通过解读包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