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几年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驱动,企业纷纷通过并购重组寻求转型升级,增强自身竞争力。“高估值、高溢价、高业绩承诺”的并购交易意味着巨额商誉随之而来,背后积聚的减值风险不容小觑。中国于2007年实施新的会计准则,对商誉的后续计量采取与国际趋同的减值测试法,以实现更公允地计量商誉价值,体现企业的真实绩效。然而,近年来资本市场频现巨额商誉计提。巨额商誉减值意味着,并购商誉资产给企业带来的增值收益与预期收益相差甚远,这种负面信息流入到股票市场,就可能会引发公司股价崩盘。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和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意味着不仅要预防商誉减值造成股价崩盘风险,更要从源头控制巨额商誉的产生,警惕“高估值、高溢价”并购和资本炒作,使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回顾了相关文献和理论,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商誉减值和股价崩盘风险间的相关关系和盈余管理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以2008年至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针对大洋电机商誉泡沫破裂这一典型案例,阐述其商誉泡沫的产生和破裂过程,分析商誉泡沫破裂的原因,总结归纳了这个过程中公司采取的盈余管理手段,并从市场反应、财务绩效和控股股东三个方面剖析其经济后果。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在任职期间会积极进行并购,且选择性释放关于公司的利好消息,隐瞒或推迟释放公司的不利消息;当公司公布商誉减值时,累积的负面消息突然全部释放至市场,就可能引发公司股价崩盘,因此商誉减值和股价崩盘风险为正相关关系。其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会为了自身利益通过一系列盈余管理手段调整公司业绩,这种隐藏公司业绩波动的行为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公司股价被高估,也会放大商誉减值的信号传递效应;因此,商誉减值和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在盈余管理水平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可能的增量贡献在于:基于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探究了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为新会计准则下商誉信息价值相关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此外,也为如何防范和化解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有益的现实启示。本文可能的不足在于:（1）商誉减值数据收集可能存在一定缺漏;（2）本文因变量采用提前一期的设定来克服内生性,但2018年为上市公司商誉暴雷大年,受数据限制,若股价崩盘风险的预测窗口能扩大到未来第二年会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