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折射，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作品，也是一种全球的阅读模式。中国作家莫言于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逐渐进入西方读者的阅读视野且在西方文学界内获得了认可。莫言小说从民族文学逐渐进入世界文学范畴，在这一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莫言三部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以及《檀香刑》及其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莫言小说作品本身的文学性特征，包括民族性与世界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翻译中的可译性；莫言小说经由翻译在西方文学场域中世界文学化过程中译者与作者各自惯习以及资本所起的作用。以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资本”这三个社会学概念为理论框架，具体探讨了国内文学场域以及西方翻译文学场域中各个行为者的惯习的形成及其带着各自的象征资本在场域的作用下的相互影响；莫言小说中民族性与世界性因素在英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本文首先对于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及世界文学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由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三个维度引出翻译在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中所起到的媒介推动作用。然后详细分析了莫言小说作品中主题、叙事及语言方面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特征，认为莫言小说主题民族性主要表现为民间性、历史性以及乡土性，其世界性表现为人类性、生命意识以及宗教意识；其小说创作民族性表现在民间艺术形式与传统故事讲述方式，而其小说创作世界性则体现在对西方现代文学派创作手法的借鉴，包括狂欢化荒诞叙事、复调多声部叙事、蒙太奇时空结构；其小说语言民族性特征体现为民间戏曲、俗语谚语及方言的使用，以及莫言个人极具个性化的反常规搭配与比喻。在西方翻译文学场域中考察莫言小说世界文学化过程时，本文主要观点为：西方文学诗学规范与西方翻译文学场域中翻译规范对译者惯习的形成产生影响，译者对原作文化态度也会影响译者的选材惯习与翻译策略，西方翻译文学场域中重要的行动者出版社编辑的评价标准以及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样也会影响译者惯习的形成。而身处场域中的行动者由于所具有的文化身份和地位等等会带有一定的象征资本，这些资本对于西方翻译场域中原作者与译者不断累积变化，无形中助推着原作者与译者在场域中进行博弈。　　本文在通过对莫言小说民族性与世界性因素在三部作品英译的具体体现的研究分析中发现，葛浩文对于莫言三部小说中具有民族文化意义的小说中人物的人名、称谓等基本上都采用了音译策略，即异化翻译，保留了原作独特的中国风情，译作在这个方面体现了强烈的“异质性”，然而在整体叙事结构以及细节描写及人物内心独白及评述性议论的处理上，三部译作体现了不同的翻译特点，对于原作在突出民族性与世界性主题方面的细节描写或独白，译者大多采用了保留原文内容，但在行文语言上使用了最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在译者认为是重复、啰嗦或冒犯性质的独白或细节描写上，葛浩文作了删减或改译的处理。但2012年出版的《檀香刑》英译本与前两部相比，其所做的删减部分比例明显减少，英译内容几乎与原作等量。而在叙事结构上，《檀香刑》英译本也完全遵从了原文的结构而未做任何调整，对于这一翻译策略的变化，本文从西方翻译文学场域、读者阅读习惯、原作者地位等多个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翻译文学场域受到中国综合实力增长的影响，因而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译介明显增多，而西方读者受众由于对中国更加了解而接受度更高，因此逐渐具有了“异化”翻译的读者基础，而莫言诺奖的获得使得其文化象征资本增强，而其作品被置于经典的位置因而译作最大程度上展现了原作的内容结构与风格。　　本文结合了文学、比较文学、社会学以及翻译研究多个学科，具有跨学科研究意义。对于往往忽视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的特性的翻译研究是有效的补充，使得翻译研究具有文学研究的特性。其次，本研究运用比较文学视野中世界文学概念引出翻译的重要媒介作用，并将译者的惯习、译本的场域以及译者自身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将翻译视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拓展了翻译研究视野。本文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具有历时性，以莫言三部不同时期代表作品以及其英译作为研究对象，从三部作品写作与翻译时间的差异来考察译者在不同阶段以及原作者不同象征资本影响下翻译策略的变化，对葛浩文译者研究具有补充意义。本文关注英译本中的叙事策略变化，从叙事结构、衔接、连贯、逻辑发展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研究，使得文学翻译研究兼顾了篇章与词句，为翻译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