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放松了对资本的管制，再加上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和现代通讯、运输技术以及电子商务的高度发展，使得国际资本频繁和迅速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国际资本，也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目前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90％以上。近些年为了争夺有限的国际资本，各国政府除了放松对FDI的准入门槛，也纷纷为投资商提供各种各样的政策激励，这其中税收激励政策，尤其是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所得税激励不仅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成本，还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在吸引FDI的过程中担当着特殊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以吸引外资为目的的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在吸引外资和引进外国技术方面功不可没，我国利用FDI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资金来源逐渐多元化，产业和行业也向多元化发展。但是给予外资税收激励也是有成本的，最直接的就是税收收入的损失，另外还有复杂的税收激励政策的执行成本、腐败和寻租成本，以及可能带来的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的成本。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给予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究竟产生了多大贡献，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对比关系如何值得研究。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和涉外税收的一般理论入手，分析了影响FDI流动的各种因素(包括税收因素与非税收因素)，认为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是影响FDI流动的重要税种，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接下来从理论上分析了东道国税收激励政策对FDI流动的影响，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以及我国企业所得税激励政策介绍的基础上，进行经验分析和实证分析，对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的税收激励政策进行了客观评价，并对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FDI流入进行了展望。最后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征税关系进行了再思考，从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并提出了有利于提升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税收政策建议。　　 本文共分6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导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情况，本文研究的主要思路以及篇章结构，指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第2章介绍外商直接投资和涉外税收的基本理论，为全文研究的展开做必要的理论铺垫。一般可将外商直接投资理解为以控制企业经营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在总结现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外商直接投资按动因不同，主要包括：市场导向型投资、资源导向型投资、效率导向型投资、分散风险型投资、技术导向型投资、追求优惠政策型投资、环境污染转移型投资和全球战略型投资等类型。不同投资动因的FDI所关注的东道国投资环境也有所不同，对东道国和投资母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尽相同。所谓涉外税收，是指该税收关系中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诸要素中至少有一个要素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有联系，并且该要素对税收关系涉外与否起决定性作用，所得税的税收管辖权分为地域管辖权、居民管辖权和公民管辖权，我国同时实行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　　 第3章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激励政策进行一般性分析。东道国对FDI实行税收激励符合税收的效率与公平原则，也反映了涉外税收的主权和协调原则，具有其合理性。东道国对FDI的政策激励体系包括财政激励、金融激励和其他激励三类，其中财政激励以税收激励为主，是发展中国家较常采用的激励措施。衡量东道国税收激励政策对FDI有效性的方法很多，国内外学者在大量研究后对此问题仍没有得到统一结论。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实施大量的旨在吸引FDI的税收激励政策，本文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其中的必然性。东道国对FDI实施税收激励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优惠税率、免税期、投资税收抵免和扣除以及加速折旧等，每种手段都有其优点和缺点，能否发挥作用也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通过对韩国、新加坡和印度三国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介绍、比较，得到了完善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经验借鉴。　　 第4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改革开放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呈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态势。就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结构来看，呈严重的“东重西轻”格局；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来看，进入中国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进入第一产业的外资少之又少，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中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几年来，第三产业也逐渐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不可否认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软环境”、“硬环境”的不断改善，税收激励政策在吸引FDI流入方面的作用逐渐减弱，税收激励政策效率越来越低，而且我们必须承认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我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第5章主要讨论我国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水平与FDI流入规模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我国FDI流入规模进行展望。首先对研究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水平与FDI流入规模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接下来进行了税率水平与FDI流动的国际经验检验，得出税率变动与FDI流动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然后对我国税率水平与FDI流入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并且以1995年为界进行分段回归分析，得出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也就是1995年之前，我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对FDI流入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下降可以引起FDI流入的增加，而到了1995年以后税收不再是对外资流入起主要作用的因素的结论。在对新旧企业所得税税收激励政策比较的基础上，笔者对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我国外资流入进行了展望。　　 第6章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征税的关系进行了再思考。目前我国利用外资90％以上为外商直接投资，外债只占很小的比重，事实上，外商直接投资与举借外债各有利弊，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外汇储备充足，偿债能力较强的情况下，可考虑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外资。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目前外资对我国重点产业控制力过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对此情况，本文建议：税收激励政策应服从于我国引资战略的需要，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重视税收激励政策效果的评估，逐步建立税式支出预算，优化投资环境，改善税收环境，提高我国引资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