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是特殊的语言符号，也是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典籍英译中，名称的译法选择关系到文化的传播效果。本文运用传播学和符号学理论描述了名称英译的编码解码过程，论证了名称的符号学属性——整体性、不可分割性。本文以《管子》的翟江月译本及李克译本为例，选取了五十篇语料中的名称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出两个译本所采用的译法，叙述语言译者与目的语译者在处理名称英译的共性与差异，评估两者对文化传播的效果。研究发现，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在翻译的过程中，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连接者的身份将直接影响到名称译入到目的语时文化迹点的保留；而名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标记参与到符际转换活动中。　　通过对比《管子》的两个译本发现，两个译本共采用了五种译法（音译法，音译加注法，意译法，省略法，以及归化法），翟江月版本在处理带有中华文化的名称时，更多地采用了音译法；而李克版本所采用的意译法导致名称翻译大都带有目的语的语言特征，分裂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衔接，不仅失去了名称中蕴含的汉语文化信息，而且还导致目的语读者失去了解码中国文化的过程，不利于保留最大程度的“文化迹点”，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遵循源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将名称视作一种文化符号，采用音译法，这样既能最大程度上保留源语言的文化信息也能让目的语受众快速接受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