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两种方式实现的。本文在山西省资本充裕的前提下,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重点关注FDI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FDI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其吸收能力的制约。金融发展作为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十年来作为新兴起的研究视角,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目前相关的研究大多是从全国、经济发达区域或者省份的角度出发,对于经济发展效率较低的地区则涉及地较少;而且,大多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从金融发展规模或者金融发展效率层面展开,两个层面的数据选取经常相互混淆,或者选取一个方面的指标进行分析造成片面性。为补充和避免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山西省实际情况,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层面对金融发展指标进行多层次的指标选取,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金融发展的综合得分,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山西省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在FDI溢出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金融总体发展影响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金融发展门槛值进行测度。　　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框架的构建。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对其影响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模型推导层面和作用机制层面进行探究,得出结论:金融发展是影响FDI溢出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并且其作用机制为金融发展通过“提供融资支持,促进技术实现”、“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风险”两个途径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山西省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检验。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了山西省金融总体发展水平是促使FDI溢出效应发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步,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及原因分析。通过对考虑交叉项(即变量FDI与变量金融发展的乘积)和不考虑交叉项的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统计结果的比较分析,得出山西省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影响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金融发展的门槛临界值为7.500;针对山西省FDI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的结论,从FDI角度和金融发展角度展开原因分析,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最后针对原因分析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山西省应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扩大FDI引进规模;拓宽外资流入渠道,提高FDI利用质量;发展各类金融市场,优化融资结构;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提高金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