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促使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走出去”战略相关政策支持、东道国制度因素、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分为三个层次:超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和次国家制度。中国政府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双向投资促进合作机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等构成了超国家制度因素;东道国经济、法律、政府效率、政治风险、民主程度，以及东道国与中国在上述方面的差异等构成了国家制度因素;中国不同省区的市场化进程、城市政府效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构成了次国家制度因素。　　 全文共分7章。第1章为在引言，主要论述选题背景和意义，设定研究目标，选定研究内容，拟定研究思路，确定研究方法，并就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第2章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层次制度影响FD1的研究成果，旨在为本文研究提供研究基础，争取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拓展和突破。第3章分析中国OFDI中三大层次的制度因素，并根据基础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对三大层次制度因素影响中国OFDI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为第4-6章的实证检验设定检验假设。基于制度视角的OLI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等理论，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超国家制度促进论”、“东道国制度促进论”、“相似制度促进论”、“母国制度促进论”等实证假设。　　 本文第4-6章通过三组模型对上述实证假设进行了检验。第4章基于中国国家层面的OFDI流量数据，使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了超国家制度安排和国家制度即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流量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有力支持了“超国家制度促进论”、“东道国制度促进论”、“相似制度促进论”。第5章基于Thomson Reuters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微观数据，使用2003-2011年面板计数模型研究了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支持了“超国家制度促进论”和“东道国制度促进论”;使用排序Logit模型研究了上述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成功率的影响，结果支持了“东道国制度促进论”。第6章基于中国省市OFDI流量和Bureau van Dijk(BvD) Osiris中国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微观数据，分别使用动态面板GMM和logit模型检验了各省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各城市的政府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对省市OFDI的影响，结果支持了省区层次上的“母国制度促进论”，但城市层面制度因素影响作用不显著。　　 本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政府和企业对策。中央政府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母国制度质量，主动减小与其他国家的制度差异，地方各省政府和城市政府需努力促进地方制度完善，为当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企业要积极参与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的制定、国内正式制度的完善，并有效利用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同时，应根据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以及其与中国的制度差异采取灵活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战略。　　 本文的创新之一是全面地多层次地研究中国OFDI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创新之二是使用不同机构发布的多种指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量化并比较不同国家和不同省市的制度因素，并将制度因素经过量化后纳入到不同计量模型中，直观地全面地通过计量方法进行检验，从而得出具体化的结论。　　 研究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研究超国家制度安排时，本文将具有超国家制度安排特征的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归为一类，仅研究这些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的“共性”，没有单独考察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的每一类，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此问题展开进行研究;二是尽管本文试图最全面地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但由于未能获得大样本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研究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尤其是城市层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