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一生被分成两个部分,前半生是以文学家身份存在的,后半生为人所熟知的是物质文化史专家。1949年后沈从文转业去了历史博物馆工作,但最令他心系和挂念的仍是文学事业,即身在历博心在文。他积极地参加思想改造,从具体的实践中感受国家的变化,努力让新时代新人民替代他原本熟悉的人事。完成了部分作品后,他对自己就文学方面的调整提出了质疑。在一次与自我的“对话”后,他坚定了自己作为作家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个性”创作观念的保留,并找到了自己在新社会的价值。本文将立足于沈从文后期新文学创作的文本解读和分析来探究他所做的调整和面临的困境,以及最后的转向,具体论述过程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沈从文1949年后的新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共包含小说与散文两个层面,其中小说囊括了真正进入写作实践的基本完成作品和停留在资料收集或构思阶段的创作计划两类。散文则以时间、内容及创作目的进行划分,第一阶段(五、六十年代)以歌颂新时代为主题,包括公开层面和“潜在写作”层面两部分内容,这类作品大都空洞乏味,充斥着基调高昂的政治话语;第二阶段(八十年代)则是以忆人怀旧为主题进行的公开写作,相较于第一阶段的作品情感真挚、文笔流畅。第二章主要论述沈从文为了融于时代对新文学创作观念所做的积极调整。首先在《政治无所不在》中表述了对自我用笔能力恢复的渴望;随后的川南土改之行令沈从文对新时代、新社会、新人民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在人物选取和主题表现上紧贴时代;随着“双百”方针的实施,作为曾经文坛巨匠的沈从文重新受到了文艺界的关注,邀约不断,但此时公开发表的散文多为歌咏新时代的“事功”之作,模式化严重,常采用新旧对照的方式来揭露旧社会的腐朽堕落、颂扬新时代的伟大美好,具有浓烈的政治意识色彩。第三章主要论述在积极调整的背后是沈从文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文学坚守。《老同志》刻画的是新时代下翻身的农民形象,最后论述的内容却偏到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中队部》则将土改这一宏大叙事主题消解于日常生活中,典型形象如地主、农民皆隐藏于背景之下,与同时期树立典型的创作要求相去甚远;《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直接将地主置身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之中,地主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双重身份,从而解构了“地主—人民”的二元对立模式,淡化了阶级斗争性。构思多年收集了十万字材料的张鼎和传因个人文学理念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冲突而不知如何下笔,最终仅以试笔的三小节草草收尾;《来的是谁?》则是一次特殊的文学创作冲动,当物质文化史研究得以继续的情形下,这个创作计划也就再没被提起过。第四章主要论述沈从文后期的新文学创作经过几番调适与努力后,仍面临难以调和的困境,即个人对文学“独创性”的坚守与时代公式写作之间的冲突。《抽象的抒情》的创作过程,即是沈从文完成自我内在创造力向外部转化的过程,此后的他不再拘泥于新文学形式的创作,开始了旧体诗的写作,并将无限的创造力投入文物研究之中,以此实现自我生命的内在滋养,也为国家、为年青一代开疆辟土,奉献终身。沈从文后期的新文学创作整体质量一般,无论是语言、结构及哲思性都难以与前期作品相媲美。虽然沈从文的转向有时代制度的原因,但却不能完全归咎于此。他的转向是调适失败后的自然选择,是个人主观能动性作用下的结果。